抗战胜利后，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向政府请愿为周作人说项，文人签字多，史学家签字少，象陈寅恪、陈垣等大家对请愿书根本不屑一顾。 耕堂老人一向鄙薄周作人的为人与文字，现在很多拥戴周作人的，便讥评孙梨是延安出来的革命作家，长期受赤色宣传，排斥性灵文学，认为就文学性而言，知堂比耕堂要高，知堂文字之妙实非芸斋主人所言也。孙梨老人以文如其人的传统标准评说周作人，指斥曾彻底落水的知堂言行不一、大节有亏，看重的是思想和为人，现在追捧周作人的，喜欢的是其言简意丰、萧淡深远的文字风味，爱重的是文字与意境，关注的重点、评价的标准不一样，就看你看重的是哪一点。 抗战8年期间，垣庵老人在北京坚持以著述表达对日寇的愤恨和汉奸的鞭挞，他曾经说过，文章之价值在于有思想有气节，至于文字之华美漂亮实属为文之末流，这当然是历史学家的观点，可中国人历来相信真正的好文章必源自于良善伟岸的人格，不相信一个人格龌龊分裂的人，能写出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文章。对曾经彻底落水的周作人，要按二十四史的写法，民国史的《贰臣传》里是绝对有其重要一笔的，现在却受到一浪高过一浪的顶礼膜拜，真是令人叹息无语。 做人重于作文的优良文风，现在却成了需要斟酌看待的道理，难怪黄裳先生针对第三条道路的话题要和张中行先生理论一番，在很多人眼里黄裳先生是左派作家，姑且不论这种标签有无道理，单看现在很多人对周作人的倾倒拜服，就觉得这种所谓的左是何等的宝贵和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