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喜与大悲交织的特殊年份，对于中国企业界同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王石、朱新礼、牛根生、田文华等一批企业家在这一年里先后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人物。

　　先是王石的“捐款门”事件。王石和万科基于对慈善救助的深度理解和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下的“职业性”言论与作为，同社会的主流民意和舆论产生重大冲突，而导致民间几乎一边倒的争议和指责，对王石的个人信誉和声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万科的品牌资产亦造成重大损失。

　　随后发生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中，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同样是几乎一边倒地聚焦于对“民族品牌”的关注和议论上，一时间对朱新礼“失去民族品牌”的惋惜、感叹、争议甚至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而在引起更大波澜的“三聚氰胺”事件中，牛根生、田文华二位企业家牵涉其中，一位所领导的企业一度险象环生，个人形象遭受重创，一位所领导的企业走向万劫不复，个人悲情入狱遭受重处。

　　国力之较量在于企业，企业之较量在于企业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民营经济的高速崛起和企业家群体的渐次形成。今天，对于企业家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企业家资源稀缺性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尊重和承认正在逐步形成，然而客观地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企业家当下在我们社会当中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信任和保护。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有文化的因素也有政经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官方的因素也有民间的因素。然而无论如何，一个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总是几乎一边倒的社会，一个感性主导而缺乏理性思考、甚至动辄粘贴标签和道德审判的社会，一个不懂得或者不善于尊重、信任和保护企业家资源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企业家群体当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目前阶段的中国社会各群体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样。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否定一切，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上纲上线。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相当之快了，现在民众的言论也已经相当自由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舆论的理性越来越少，相反随意的、感性的甚至是情绪性的言论越来越多，少数人的理性声音淹没在了社会大众的唾沫星子里。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独企业家群体，任何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大众福祉的群体和力量都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关爱和保护。问题在于，谁来引导确立这样的社会舆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思考的、理性的社会，而不是任由甚至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而有意无意地助推目前的这种氛围和倾向？

　　这已经是一个远远超出企业家保护本身的更大话题，也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认真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