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他在欧洲的声望也是靠他诗中的哲学赢来的。……但是我们要估定泰戈尔的真价值，就不当取欧洲人的态度功叶芝的态度，也不因为作者与自己同是东方人，又同属于倒霉的民族而受一种感伤作用的支配；我们但当保持一种纯客观的，不关心的disinterested态度。若真能用这种透视法去观赏泰戈尔的艺术，我想我们对于这位诗人的价值定有一番新见解。于今我们的新诗已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了泰戈尔的影响，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

这是闻一多在泰戈尔访问中国时所作的《泰戈尔批评》中的评语。意在说明，如果根据不同的艺术标准，即使是同一作家，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只要不是恶意的歪曲，这些结论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误。

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一向是怪怪的。现在，差不多形成了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了。一方面，不仅为瑞典学院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没有采取照顾而心有不满，而且还把这种不满用于我们所推崇的作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哈代、高尔基等作家，他们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似乎我们比任何人都难过，并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又认为获得者中有的称不上大家。这两个问题，都应与我们的外国文学教育和翻译相关。比如易卜生，他应是称得上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作家。1903年，瑞典学院本打算让他和比昂松同获的，但最终却因易卜生的身体原因让比昂松独占鳌头。我们对易卜生的熟悉程度，并不比中国作家差，但比昂松呢？我们都不了解，如果不是查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有谁知道他呢？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于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文豪，我们不知道的，可能连五流作家都算不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幻觉。对于左拉，似乎更不应有意见，因为他在1902年就逝世了。194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曾打算颁给法国诗人瓦雷里，但他还没有参加最后的角逐，就离世了，遗憾就此造成。另就是异军突起的情况也常常存在。比如，角逐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后来陆续获得者的著名作家就有福克纳（1949）、海明威（1954）、斯坦贝克（1962）、帕斯捷尔纳克（1958）、肖洛霍夫（1965）、莫里亚克（1952）、加缪（1957）、邱吉尔（1953）、拉格奎斯特（1951）等，最后决定在福克纳、邱吉尔、拉格奎斯特三人之间选择，福克纳获得了多数票。而在195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却后来居上，摘取了这一桂冠。假如像中国的评奖，三姑六婆一大堆，漏网之鱼可能少了，但却失去了真正的权威性。这只能表明中国评委们缺乏鉴别能力和被太多的利益关系左右了。荣誉和遗憾，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魅力和特色以及权威性所在。

另外，我们的敏感力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总是放马后炮，早已经习惯于跟在别人的后面起哄，而缺乏自己的判断。比如，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在他获奖之前，中国有几个人知道他呢？

诺贝尔文学奖又怎么能让每一位世界文豪都光荣地获得呢？个中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应是关于对“理想主义”的理解。我们所推崇的作家，大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以小说家为最。纵观初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也许，在那个时代，诗歌更能体现出“理想主义”的光芒。

其实，这几乎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