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远比印度严峻？！

作者：韩和元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媒认为即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只超过中国0.25%，这对印度吸引外资进而取得更大经济进展也大有益处。印度政府一名官员称，印度2009年1－3月的经济前景好于中国。“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中国09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很低。”   

中国媒介对于这样的论调显然很不适应，他们用了《印度唱衰中国想当全球发展最快经济体》这样的标题，但老实说，对于印度人的研判，目前的形势我们还无法给对此下一个定论----印度会否赶超中国。但他们的某些看法还是应该值得中国人民和政府去注意的，正如同该报道所指出的那样：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让印度当局对GDP赶超中国很有信心，并称发达国家的衰退会让中国损失更大，因为出口占中国经济37%强、却只占印度经济13%。印度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成员Satish·C·Jha称，如果印度的GDP增长率超过中国他一点也不吃惊。“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我们严峻。出口下降对中国的打击很大。我们的经济大部分靠内需拉动。”

只要不抱偏见，而对中国经济有所认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是个确乎的事实。甚至于问题还远比这要严重的多，或许是因为怕担负起干涉他国内政的骂名，印度的媒介将所有的问题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上，但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相互关联彼此相互影响的，那些试图只就经济谈经济的逻辑如果在经济繁荣周期或许存在，因为高增长往往会将所有的问题暂时搁置，但正如同凯恩斯先生所担心的，在经济进入衰退周期的时候，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往往会伴随经济危机而至。30年代欧洲风起云涌的暴力革命和极端政治（极左的苏式社会主义和极右的德、意式法西斯蒂主义）正是凯恩斯担忧的来源。

也正是据此，我在2月6日发表的文章《什么促使欧洲人走上了街头——必须正确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里就明确指出：此次经济危机，对那些业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或许仅仅只是一场经济危机，但在那些根本没有建立该体系的国家，则可能会演化为一场政治危机甚至暴力革命危机。

一直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中国学者高战先生，曾对印度进行了细致和认真的考察，他在完成考察而进行研究总结时，他将印度定义为“穷人的天堂。”

高先生所指的“穷人的天堂”并不是说印度到处都是穷人，而是说印度是一个连穷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正常生活的地方。不仅印度政府的行政成本非常低，以2000年为例，该年度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仅仅只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6.3%，该数值不仅远低于同年中国的25.7%，也远低于美国的9.9%。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国民大都享有社会保障。该国所有城市的公共设施都以人为本，首先考虑穷人的福利，考虑穷人的承受能力。

而同时该国在制度设计上，更接近于平等和公平、公正这一原则，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农民只要进城找到工作，其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都和当地人一样。更让人惊叹的是，农民只要满18岁居住满5年，就可以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这与户籍二元制的中国将农民工视之为盲流，在计算城市GDP时将他们的付出计入，但在计算人均值时又将他们剔除形成鲜明对比。单纯一个数值尚且存在这种差异更遑论现实的利益再分配了。在这方面印度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比中国更民主、更人性、更平等、更科学。

而在民生方面亦然，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的报道是，城市执政者为了方便其自身的管理往往采取禁止态度，而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建立在对自立的穷人赶尽杀绝这一基础上的，譬如我们的城管对待地摊经济的态度，譬如我们的交管部门对出租车辆的管理。但在印度我们经常见到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为贫民的自立而考虑这一朴实的事实基础上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无论大小城市甚至于乡镇的主租车营运被很多公司和相关主管部门垄断，营运证费用高得出奇，没钱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哪敢问津。当高先生在印度考察时发现在印度的城市道路上到处行驶着简陋的出租车，他就感到好奇了，为此他曾问一位印度出租佬：在印度出租车的营运，政府要收他们多少钱？高战先生显然还是拿了中国思维看印度，所以他将碰钉子也是必然，对于他的问题印度人颇不能够理解，他们半天也闹不明白高先生在问什么，高先生反倒从印度的出租车司机那里得到一个讯息：在印度不仅不存在中国式的进入门槛，而且贫民如果没钱买车，他甚至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高先生很幽默，他接下来调侃道：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他们出租车的外观，就会判断出政府的管理方式了，出租车的车牌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螺丝扭上的塑料牌，汽车挡风玻璃上没有贴什么缴费标志，里程计价表是那种安装在车外面的简陋机械表。这些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以及几乎敞开的大量就业门槛，让进城贫民能够很快融入城市社会。

高先生的话固然轻描淡写，但我的心却是沉沉甸甸的。虽然印度在长期的尼赫鲁社会主义原则下，在市场化方面，在基础建设方面确乎不及中国，但显然在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公平及以人为本这方面，印度远走到了中国前面。

虽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诚如秦晖先生研究所得的那样，在社会稳定时期，从清国到民国再到改革开放，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几乎总优于印度，但如果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破坏力扩大，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过度依赖出口，而忽视国内市场建立的国家来说，经济前景将非常不乐观，原因无他，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其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投资严重过剩，而需求又严重不足，当外部需求无法实现，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内部消化，但问题是，建立一个市场是何其的难，它绝不是人们能够在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他需要的是时间，更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譬如今天的中国，政府口口声声在倡导那些失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但我们除了听到政府的倡导声外，几乎再也看不到政府的实际而有效的行动，政府高成本的管理和服务，以几乎从不向那些失业者敞开门槛的姿态，向高失业率和低就业率这样的现实挑战着，更不要说，他们试图去让进城农民工象印度人那样，能够很快融入城市社会。

城管照旧象对待匪徒一样的，经常性的非人道的袭击那些地摊业者，这些人事实上往往都是被政府的意识形态和该形态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边缘化的人，他们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包括就业指导和失业救济方面的任何援助，他们只是一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自立的贫民。但这些自立的业者在城市的执政者眼里根本就不是帮护的对象，而是给城市添麻烦、破坏城市形象的专政对象。从广州开始的禁摩（虽然在远比广州更现代化的台北能够看到比禁摩前广州更多的摩托，在纽约和伦敦甚至经常看到那些慢悠悠的马车阔步在城市的主干线上）运动已经蔓延到了内地的三线城市了，这种简单的以禁代管的把戏，已经将很多自立创业的人给赶尽杀绝了，而对那些意图自立自谋生路的人，则是大门照常紧闭。去过制造之都东莞的人都应该有印象，早先街头的“黄马褂”（出租摩的）那真是一道风景，今天这道风景在广州的花都还存在着，而正是这身“黄马褂”至少给这个城市并无技术的在地农民解决了近万计的就业岗位。

我们也固然得承认，在稳定时期印度在经济上的表现的确不如中国，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这本身或有印度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因素，印度人较之中国人来说，确有点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或有民主的代价因素，在印度我们经常看到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往往会被不同政见所埋葬，一项投资往往会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开开停停上上下下，也正因为这个民主的弊端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太多的交易费用。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固执的认为中国模式优越于其他模式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