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了,继续用别人的故事丰富自己的生活吧


 牛年了,继续用别人的故事丰富自己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还是喝多了一点,睡到晚上11点中,实在睡不着了就写点东西。我的肝奋斗了这么久了,感谢他,就当练练脑子吧,以后还靠他吃饭呢。影视作品拍的、演绎的是故事,这些故事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要生活在自己所在的时代,都要受到时代和自身的限制。你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在21世纪呆烦了经常换换生活环境而去“寻秦”或者“寻明”;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自己职业的限制,一般只能从事一到两门职业而没有机会去搅和世间其他的各样职业。这些故事就帮助我们能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了,谁想在故事里面得到些什么和得到没有只有他自己清楚。用卢逍的话就是,用别人的故事丰富自己的生活吧。
 
影视作品关注的主题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我们影视界早期关注过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喜怒哀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市民生活逐渐成为观众喜爱的题材;早期由香港引进的武侠题材的作品的力量一直延续到今,一方面造就了像“大胡子”这样的导演,一方面也加速了金庸等香港武侠作品的流行。每年第四代、第五代和新生代的导演都闲不住,每年都会有不少电视剧和电影出生。每年的作品都不少,但是有的作品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发展被人们忘记和抛弃,有的却经久流传。几乎每年年底都会有不少电视台重播《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三部名著,而其他的作品则很少有这样的殊荣。时间会检验一切的,还是喜欢那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长久的。
 
我观察到最近两年李幼斌老师主演的《亮剑》和《闯关东》在不少电视台重播,《亮剑》的出现率相当不低。有人说演员有三种层次:三等演员可以演各种角色;二等演员可以把每个角色的个性演绎出来,一等演员不仅可以把角色的魅力演绎出来同时还能变现出自生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这两部作品的流行,一方面适应为剧本的质量不低和内容确实吸引人,另一方面是演员把角色和自身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
 
去年很热的《士兵突击》今年也渐渐降温。就这部作品而言,也是“傻小子发大财”的模式,“三多”和“郭靖”有的一比;金庸先生设计的郭靖在《神雕侠侣》中用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将武侠之精神升华到“顶峰”;而“三多”和“成才”合而成的传统乡村生活的“淳朴和真诚”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利己主义”结合与冲突展示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乡村文明”没落和“城市文明”的兴盛以及在这一特带过程中两种文明的结合与冲突更具生活意义。其实“王宝强”自己的命运就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一个例子。 从社会对职业的设计来分析的话,中国自古就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中国社会除了在20世纪有一个时期“以嫁给军人为荣”的时间段外,对军人职业的所赋予的主要是“保家卫国的荣誉”而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士兵突击》展示出来的是新一代年轻军人的生活状态,这部作品应该会给“年轻人”留下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士兵突击情节”。
 
《乔家大院》里面看到一个好玩的制度现象。乔致广在包头和人家玩“霸盘”也就是“垄断高粱”,把自己陷进坑里去了。乔致庸把“霸盘”搞定之后对乔家的生意进行改革,其中一条是给伙计“顶身股”;也就是伙计和“掌柜的”——古代经理一样,在“东家”——民营企业家每年的收益里面“分红”。这样一方面就使伙计的身份大大提高,以前伙计做学徒地位很低经常受掌柜的欺辱,这项制度产生之后伙计和掌柜的都是平等的为东家打工的;另一方面每年得到的“分红”也是以前工资的数倍,这样的产权关系就使伙计不仅仅是为东家打工也是为自己打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积极性。重要的是,在这项制度虽然开始只是为乔家的生意制定的,但是慢慢就影响到整个山西商界,后来“顶身股”制度成为全山西商界的制度。因为这项制度对伙计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这个东家不给伙计这样的待遇就会有人“跳槽”,产生人才流失,这样乔致庸主观上虽只是给自家里的规矩但是客观上却给整个山西商界立了新规矩。“新制度主义”相较于“制度主义”更关注于人的意义即“以人为本”,从乔致庸制定的这项制度来看,“小制度”会变成“大制度”,同时“制度也是生产力”不可小觑。可以说山西商界的这种分配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产权制度安排,它是后来“股份制”的先驱,可是这样一种制度也无法阻止“晋商”走向衰亡的道路。在现代商业文明面前“晋商”渐渐只剩下“X家大院”让后人审视,不过传统的商业文化还是有不少可以挖掘的么。
 
《天道》和《背叛》是豆豆的两部作品,相对于其他的作品来说,这两部作品应属于例外是凤毛麟角之作,具有的高于一般作品的深度。豆豆是经济学硕士,拥有旅居国外的经历,比其它作者拥有更关扩的视野和相当深入的人生思考。一句“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就把三教的精义展示出来,很不简单么。有时间大家自己去看吧。
 
贵州卫视推出的《与永图论道》这档节目,其可看之处:一是龙永图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带领中国谈判团经过多年的努力实现了中国加入“WTO”的规划,实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初步接轨;二是他的言论有一定的官方性,代表着官方与民间的一种互动;三是永图兄在节目中是主持人,邀请的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或精英,论的是“时事热点和国计民生”,论调是“论和谐之道,论发展之道”。谈一点话外题,永图同志多年奋战使中国进入“世贸”,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态度各异,有人把他当做英雄,有人骂他出卖国家利益。谈判结束后他有两个选择,或是去联合国做一位“副秘书长”,或是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最后选择了“博鳌秘书长”。
永图这哥们毕竟是做过大事的人,他的用语中多用“双刃剑”一词,一方面可以看出WTO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一方面显示出的是长期国际事务工作培养出来的辩证思维方式。永图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创新”,每一个观点在他那里都会有新意,这样的意识各位还是要好好培养的。
 
CCTV兔最近做的那一档“围炉论道”,其突破点以在于名字上,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美国遭受“大萧条”时期经常在自家的壁炉旁边对全体国民做安定民心的“围炉谈话”,叫“围炉论道”也是在中国经受“次代危机”的相似背景下也算不错;另外一点就是突破了传统访谈节目的套路,由被访者之间进行相互提问,同时在拍摄时不只是拍摄内景还会转拍一下窗外的“车水马龙”。虽然只是窗外一瞥,显示出来的是开阔视野、开拓意识和开放的观念,整个画面也从静态化作动态,三维化作四维了。
 
再如《神探狄仁杰》已经出了三部,除了离奇的故事情节和科技知识之外,有三点可以唠唠。一是名字,中国古代少有侦探这一职业也就很难见到这一名词,这作品怎么看怎么觉得像《名侦探柯南》,把狄仁杰换做柯南就是一个古代动画。第二是其中扮演过“贫嘴张大民”的“老梁”演绎的“狄老”具有很强的推理和判断能力,这些能力的基础是发达的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没有观察力就不能“明察秋毫”找到线索,没有记忆力就不能将复杂的线索整合在一起也就不能进行严密的思考与推理了。这一点很重要,搞社会科学的兄弟们应该注意培养这些能力,很实用。其三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具有很强的权力欲和很高的智商,看来作者“男女平等”意识还是很强的么。
 
很少看韩剧,在《大长今》流行的时候陪老妈看过几集,印象最深的是韩国人会为一个“宫女”拍一部作品而且还不错,在中国的话就很难了。另一部是《皇太子的初恋》,无聊的时候看来看去也没有看全,印证了海哥的那就话“有钱人的故事说不完”。剩下的一部就是《豪杰春香》,因为某人十分喜欢我也认真看了一部分。以前听说过它是根据韩国一个老故事编辑的。除了少男少女的情怀和美女帅哥外,还看到一点就是“威权主义人格”。故事里的“梦龙他爹”是一个警察局长,还有一个十分有钱的白社长,他们的手下对他们总是唯唯诺诺的。柏拉图他老人家说过有什么样的群众性格就孕育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其实制度和人格之间的互动比较复杂,不只是像他老人家设想的那个样子。这种“威权主义人格”产生的原因是人的社会利益的不独立,他的荣辱大多源于上司是否赏识,所以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行为方式;同时反映出韩国民主改革进程仍未完成还在进行的事实,这也是“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民主化的特色吧。
 
跳出这个圈子来看的话,为什么大量韩剧把韩国文化和“韩流”带到中国而不是同为朝鲜族的北朝鲜呢?呵呵,其实这就是人之常情么,“喜富厌贫”的心理倾向,人们总是偏向于像有钱人学习么,人家有钱就是有道理就要向人家学么。其实这也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物质财富的丰富总会带动文化向没有自己富有的文化区域传播或者说入侵。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国民对北朝鲜的态度,人们每谈起北朝鲜就会有他们还跟不上咱们富裕呢,他们还处于咱们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很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考察了资本主义兴起以及随后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加尔文教教主义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著名的理论命题就是:文化并非是由经济决定的附带现象,而是一组具有自主性的因素;它与经济发生着相互作用,在形塑经济的同时,又被经济所形塑。这里也可以联想到这些年来各国学者们看到亚洲经济腾飞之后对“儒家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的混乱现象,一方面说明文化——经济角度的研究还不成熟还很盲目,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值得研究研究。
 
在这里还想到一句《商人的咒》里面的一句名言,说,男人看车是看能不能吸引女人,女人看男人是看他的车是否证明其有钱。这里不管什么“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对人们灵魂的侵害,我想从人类古老记忆角度去思考。牛根生在《蒙牛内幕》里面谈到人类有三种形式的竞争,分别是体力、财力和智力竞争。在蒙昧时代体力占有财力和智力,后来财力雇佣体力和智力,到现代社会是智力驾驭财力和体力,这就是他的“三力法则”。我觉得吧,在人类古老的记忆里有这样一种潜意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是看其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孩子以及是否能让他们过上丰盈的生活,所以这样的冲动会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流露出来。同时男性为争取获得更多的异性的眼球会自觉培养和突出自己的这种能力,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这样的现象吧。现代男人爱展示自己的车就像在原始蒙昧时代男人们争相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一般。这也算是“消费主义”的一个侧面展示,“消费主义”山寨了一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说“我买故我在”,就是说我通过我买的东西来证明我自己地存在和价值,这也就不能解释“车”所具有的魅力了吧。“消费主义”应该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盛行,因为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用一切手段来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这样人们就会用尽浑身解数去满足自身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有的人具有很多种欲望需要满足但是在市场上他又不具有高附加值的交换物;这样的条件下,有的人忍受不了外界的刺激,自己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吧,只要能换的自己的需要的以满足就行了;这也就难怪社会上会有这样那样层次不同、风格各异的“皮肉生意”了。当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时候,伴随经济制度一起成熟起来的政治和文化孕育出来成熟的公民时,这样畸形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就会回归理性和自然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普遍“小康”,文化之风的温度和风向也会改变喽。
 
谈到文化就多说点,文化自有主流与支流,08年中国的“山寨文化”兴盛起来,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山寨手机”、“山寨时尚包”、山寨版“百家讲坛”和山寨版“春晚”等。有人说“山寨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有人认为“山寨产品”是DIY,有人认为“山寨产品”是对知名品牌的一种模仿和侵权,也有人认为“山寨”是一种自我创新。我看山寨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产生和运营首先因为其间有着利润和回报。“山寨手机“廉价但是功能齐全自然会受到“喜新厌旧”和偏爱“新奇特”的年轻人的追捧,“山寨时尚包”和名牌时尚包拥有相似的质量只因为“娘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身价。“山寨百家讲坛”和“山寨春晚”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而网民主要是70后出生的年轻人,同时山寨产品的使用者主要也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处在人生的积累阶段,这一时间段里面他们没有太多的金钱去购买知名品牌的产品,同时他们又经常接触到这些“价贵名高”的产品;一方面是想拥有这些产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就产生了,市场也就有了,在需要和市场之后接踵而来的“山寨产品”出现了;“山寨产品”越来越多,接受和使用的人多了,它的影响力也就出来了;再往后持不同利益的人们就开始发表不同的见解了,舆论出来了,那么社会就开始关注了。
 
同时这些年轻人每天的工作压力都不小,“平民化”、“草根化”的山寨版“百家讲坛”和“春晚”可以帮助他们排解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些年轻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数量十分大,这样这种“山寨文化”的影响力也就出来了;无形间就出现了山寨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
 
“山寨文化”作为支流文化必然会影响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和支流文化之间互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有人拿赵本山作为例子,以前本山只不过是铁岭地方的民间艺人,虽然“三瓶茅台”的故事不会再出现,到如今成为的春晚必不可少的一个压轴戏。这是一个地方支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并且取得很高地位的例子,山寨文化有的部分可以走这样一条路线。在这里分析一下本山走红原因分析:一是他和合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底;二是小品关注的是社会现象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就像《卖拐》系列的三部作品就是对社会上得“忽悠”现象的讽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迎合老百姓的需要,有电视台做过调查说,农民朋友只要听到了本山的节目回放下手中的牌看完再打。你观察一下本山小品里的主角都是农民,有憨厚的、有狡猾的、也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演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身边的故事”当然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其实这也是文化越来越世俗化和平民化的一个例证。还有人拿“梁山”做榜样,“你在朝廷我在山”是主流和支流文化地存在状态,也许有一天支流会代替主流重新成为主流。
 
我认为既然官方现在还没有什么明确地观点,我们就慢慢的观看吧。也许山寨文化会被扼杀在官府的刀下,也许会慢慢壮大,自立山头能和主流文汇进行交流,从而能推动文化的进步和更新。历史的看,这样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出现的,借助的是网络和年轻人的活力。有总比没有好么,慢慢来吧,“市民社会”成熟了,社会文化多样化有利于“民主人格”的公民成长和创造性的公民和社会出现么。社会越来越有活力,没有什么不好么。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用别人的故事充实自己的生活吧,呵呵。
嗨,我们每天也是在演绎自己的故事么,自己的故事不也在丰富别人的生活么,热爱生活,写一点有价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