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地铁老总、现执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卢光霖，一向是广东两会上的明星人物。日前，卢光霖又抛出了一个有点“烫”的观点：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

　　  尽管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的言论可以不受追究，但是这并不影响公众对他们的观点和言论进行讨论乃至批评。卢光霖关于“政府不要搞最低工资标准”的看法，因为缺乏基本常识的支撑，所以并没有多大探讨的价值。唯一不能忽视的，倒是公共话语体系中正在出现一股时髦的语气，那就是拿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当作武器，大肆“敲诈”公众合法权益的种种怪论。

　　    在卢光霖的废除最低工资标准说之外，广东省两会上还出现了政协委员要求暂停带薪休假制度为企业减负的建议。相比上述零打碎敲的主张，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呼吁显得更加高屋建瓴，他声称《劳动合同法》应当停止执行。然而，因为这套说辞的利益倾向过于暴露，除了让资本获取更大利益之外，其他的说法并不能产生足够的迷惑性。

　　    某些经济学家、企业主对《劳动合同法》的痛恨由来已久，去年他们就声称是该法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必欲废之而后快。其实，只要利益存在，分歧就存在，企业主和代表企业主利益的经济学家反对《劳动合同法》，几乎是一种必然。但社会不是由企业主和经济学家这一群人构成的，舆论当然也不是由这一种利益主张所独占。政府的使命是以立法和执法的形式，求得利益的动态平衡，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各种群体的利益，以防范社会发生倾覆。《劳动合同法》不是经济法，而是社会保障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使命不在于保护企业主获得最大利益，而恰恰是要帮助相对弱势的劳工实现利益平衡。应该看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创造，而是众多市场经济国家历经多年探索而积累起来的制度精华。企业主和经济学家的反对并没有导致它的湮灭，足以见证社会若要以公平正义为追求，就必然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有所坚守。

　　    对保障法规的攻击出现在危机的背景下，是因为某些企业主和经济学家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危机作为危中之机可以为他们的“敲诈”和要挟服务。在这一点上，政府和社会应当有其理性，企业需要救助没错，但这种救助要通过减税和减负的形式来实现，而不是靠进一步对劳工的剥夺。经济困难的时候，是劳工利益最容易受到变本加厉地损害的时候，政府作为中立仲裁者尤其需要端平执法这碗水，为弱势一方提供支持，而不是基于不均衡的话语平台，听信游说者的巧舌如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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