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健

 

    2008年，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三个劳动关系法律的施行，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但另一方面，金融海啸和部分企业的倒闭潮，使政府在保护劳权与提振经济之间面临选择。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劳资关系影响如何

    《劳动合同法》从去年全票通过到今年施行以来，围绕着它的争论没有平息。但总体上劳动者对这部法律是肯定和拥护的。《劳动合同法》施行以来对劳资关系和企业经营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导致了用工机制僵化。新法在强化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或者劳动者违法违纪、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需要裁员等多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合同。在司法实践上，已出现解除合同的个案(北京法院判决首例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案，《工人日报》2008年7月21日)。

    实施新法是否造成了企业用工成本大幅上升。从制度设计来看，因本法新的规定而增加的成本实际很有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支付给试用期劳动者的工资标准限制，即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项规定仅涉及试用期劳动者，影响有限。另一项是企业主动终止期满的劳动合同或者因企业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只要宏观经济形势正常，这项成本实际也是有限的。企业反映成本增加实际主要是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新法实施之前，《劳动法》早就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根据今年4月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对5000户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新法施行后，有51．9％的企业总成本中人工费支出在20％以下，人工成本很少变化；只有不到l0％的企业成本水平受人工费变动影响较大；守法企业的人工成本增幅仅为2．8％，影响总成本增加0．5 8％；全部受调查企业在新法实施前后人工成本增加平均为7．2％左右。由此可见，新法对守法经营企业的人工成本增加的影响非常有限。

    劳务派遣规定的影响。在国外，劳务派遣经历了从禁止到限制的发展历程，多数发达国家用工比例一般不超过3％。在我国，劳务派遣起步晚，发展快，在中央企业中已占到l0％左右，通讯行业中的个别企业达到50％左右。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下，多数用工单位难以同工同酬，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等其他权益往往也难以得到保障。故而新法对劳务派遣作了规范。孰料新法实施后，劳务派遣用工规模不降反升，大批企业希望通过实行派遣制来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导致劳务工在原有2000万人的基础上陡增了7000万人。5月公布的实施条例草案中虽然已对“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的劳务派遣岗位作出过界定，但条例出台时删去了有关规定，等于对企业主做出了让步。

    岁末将至，全国人大正在进行劳动合同法执法情况的调研，总的情况呈“二升一降”的态势。即合同签约率有明显上升，普遍接近九成。以大连为例，到9月末，共调查企业3万户，应签订劳动合同l26．7万人，签订率为96．2％。广东省到9月末的合同签订率为96．5％，同比提高5．7个百分点。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提高带动了社会保险参保率的上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今年社会保险五大险种的参保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短期合同的签订率，特别是一年期以下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下降，有的地区下降幅度超过了l0个百分点。除了金融危机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应当说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目标取得了初步成效。

 

劳动争议数量成倍上升

    从今年初起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出现了大批企业撤资转移的现象，到下半年企业倒闭潮形成并加剧。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预计金年将超过l0万家。

    企业倒闭潮引发裁员潮。大批民工失业离厂，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返乡，加之新劳动法施行引爆了中小企业原有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隐患，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事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急剧增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用“四大四小”来概括金融危机对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对外贸出口型企业影响大，对内向型企业影响小；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影响小；对外资企业影响大，对民营企业影响小；对外来农民工影响大，对本地劳动者影响小。

    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争议数量成倍上升。深圳上半年受理的仲裁案件达到23785件，同比增长了243％，下半年有增无减，前三季度全市受理案件38807件，涉案人数达到l4万多人，而去年全年才13388件，涉案人数仅57512人，预计全年的案件将比去年激增3倍以上。现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案件已经排到明年3月，最早的也要到明年l月才审理，案多人少的状况十分突出。整个广东省l～8月，劳动争议案件l7．5万件，占全国的l／4，同比增加2．6倍；涉案人数和标的同比分别增加3倍和4．2倍；受理类似监察投诉3万件，同比增加4 7％。上海浦东新区的数据显示，今年l～9月，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5350件，而去年同期仅为1846件，增长近300％。

    从上海的情况看，劳动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主要争议内容是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在劳动报酬争议中，加班工资的争议最多，占到6 0％左右。广州则陆续出现了少数大型企业员工在律师的帮助下，利用企业支付手续不规范的漏洞和证据规则，采取全员罢工、集体投诉、继而申请争议仲裁、诉讼，追溯企业欠付“天价”加班费历史旧账，并渐有向风潮演变的趋势。为保护自己的巨大利益，员工均采取不和解、不调解、不撤诉的“三不”态度。

    导致争议案件激增的原因，金融海啸的影响毋庸多说，其次是劳动法律制度的变迁。

    由于2006年10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大幅放宽了劳动者追索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的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员工追索二年以上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尤其是为追索加班费而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重特大集体争议急剧上升。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带来了一些新型的劳动争议案件，如一些员工采取拒签劳动合同方式要求企业支付两倍工资；部分企业为减少经济补偿金等支出而改变工资结构，变相降低员工工资等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出现，增加了案件的数量，也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今年5月施行后，对争议仲裁实施免费，使得企业、员工维权实现了“零成本”，这也是导致案件激增的原因之一。

    不过，从9月18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各地因不签订劳动合同引发的双倍工资案件数量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因为《条例》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做了明确区分，如果用人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劳动者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已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企业便无须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

 

企业群体事件呈多发态势

    在今年年初《劳动合同法》生效之际，企业群体事件相对前两年亦呈更加多发态势。在一个月内，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先后发生20多起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事件，参与罢工的员工超过l万名。深圳宝安甚至在一日内曾发生76起各类群体事件。从那以后，群体事件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到年尾时又趋上升。今年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包括：

    1月12日，湖北十堰公交司机集体停运抗议工资待遇偏低与制度苛刻；

    3月6日，广州番禺卡西欧电子厂数千工人因不满工厂调薪集体罢工；

    3月31日，昆明东航集体返航事件；

    8月27日，深圳巴士司乘人员罢工抗议公司超时工作无加班费和欠交社保费；

    9月5日，深圳关外千辆“绿的”集体罢驶；

    10月23日，重庆十几所中小学近千名教师集体罢课，抗议教师工资待遇极低；

    10月28日，香港上市公司宜进利集团深圳宝安工厂700多名工人游行抗议拖欠赔偿；

    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停运。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平面媒体开始有限报道劳资群体事件，新华社并第一次使用了“罢工”的概念。政府处置群体事件的理念和方法继续从“维稳”转向“促和”。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明确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现场秩序，化解矛盾，制止过激行为，防止局势失控。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认为，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不要把罢工问题看得太敏感，应当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对罢工作出相应的规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的哥对话，赞同成立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全总则表示，由于已有交通工会、建设工会等产业工会，出租车行业不再单建工会，将重点推动就车辆承包费(车份)建立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制度。

    为探索解决因集体争议导致的停工、怠工、闭厂事件，《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于11月1日实施，该条例借鉴美国和香港的有关规定，设立停工事件谈判及政府发布恢复正常秩序命令的制度，即“冷静期”制度。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共运输等用人单位因劳动争议出现集体停工、怠工、闭厂等情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危害公共安全、损害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市民生活秩序等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后果的，市、区政府可以发布命令，要求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停止该项行为，恢复正常秩序。命令发布之日起30日内即为“冷静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此期限内不得采取激化矛盾的行为。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和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在此期限内继续组织谈判、调解，促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达成和解。

    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劳资矛盾多发期，将在明年突显出来。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特别制定了《劳动关系协调员》这一新的国家职业标准，将培养劳动争议仲裁员、劳动保障监察员以及基层劳动关系协调员三支队伍，切实提高劳资政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