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缩略了中国商业历史中晋商实践“股份制”改革的伟大意义，《走西口》是一部严重萎缩晋商文化、晋商模式和晋商历史作用的空泛和儿戏之作。

　　晋商的商业历史是中华民族奋斗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文化是人类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缩印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考察我国商业历史的发展来看，最具突破性的就是，“在明清时代，晋商把股份分成两大类，一类称银股，一类称身股。掌柜、伙计等提供身股者虽然无资本顶银股，但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股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在立法中，清末《公司律》第43条规定，“公司欲给红股，应于创办时预行声明，不得隐匿。” 可见，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所有权，分享受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是在当时晋商群体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了的，并经过反复实践和应用的。现代公司的出现，正是在企业形态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组织的创新形式。例如“大盛魁”商号“股份制”就是一种动态性的股份制，随着学徒及员工的位置提升，“身股子”便会有所提升。这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成为中华企业汲取营养的典范。但“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 不是谁想赚就能赚的，看看每一次选徒弟的精细，看看每一次出徒的标准，那是什么，是人力资源体系，是最最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有大师们归纳，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确，现代企业，人是最核心的东西，离开了人什么都别谈。看看，我们中华老字号“大盛魁”，用人有标准，重用有标准，不用有标准，赚“身股子”更有标准。可见，“大盛魁”在当时应算一流企业。而实践证明，一些优秀的人才，绝不是挖来的，也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有一位企业家说过，只要你放手让下属干，充分信任他，他绝对会干出比你想象中更为理想或更有创造性的活计。工业家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就是：这里长眠着一位知道如何让别人做得比他自己更好的人。信任是前提，但绝不是驱动力。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是外在的驱动力，而非热情，热情是暂时的，如果不加温，迟早是会凉的。驱动力是什么？无非就是依靠价值诱因体现出来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其实，对员工的提拔就是对其精神价值的认可，对员工的奖励或给一定的“身股子”就是对其物质价值的认可。这或许就是晋商对中国商业文化最大最本质的贡献和意义，这或许正是中国商业历史中晋商主动改革和实践“股份制”的伟大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我们这部以晋商创业为题材和主旨的“历史性商业巨作”《走西口》，却反而把这一最精彩的一幕缩略了。

　　另外，之所以山西商人每每能在一个地区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对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的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缘，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乃至今天，活跃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以及周边地区，甚至遍及全国各地的旅蒙商的后裔（新蒙商）依然保有这种大军团作战的传统风格，例如内蒙古涌流于全国各地的30万医药保健品大军团，以及相互照应、集团式、垄断式的互动互助营销模式。因此，研究或再现当时的晋商风范，即与其他区域性商界团体的本质区别作比，这是重要指标。这一点，严重区别于浙商小打小闹的小商品营销模式。这些，《走西口》委曲了，并且刻意地用学院派编剧自身“文人相轻”的逻辑思维和处世哲学，挑拨了一出出山西商人互相拆台、勾心斗角的戏份。可见，来自辽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或根本没有研究过，更谈不上尊重晋商的历史商业模式和文化生态。而更可笑的是，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一味捧着臭脚和蹩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