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半年多以前一篇长文的题目，分析的是缺乏农村学生如何导致大学生素质的下降。今年春节前，农村大学生比例严重下降的报道遍布媒体。这使我不得不把这篇被“埋没”的文章翻出来，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危机感。
关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后果，媒体多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讨论，很少从效率的角度来着眼。而且，许多人似乎在潜意识中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结论：公平和效率经常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实际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把农村学生排斥在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分化，而且还是大学生智商的下降。这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的竞争力，乃至中国文化的创造力。
中国对教育问题很少量化的研究，许多事情只能凭直觉判断。比如，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的大学生的成就比起三十年前那一代大学生简直差得太多。三十年前大学刚刚恢复招生，许多考生在农村插队，荒废多年学业，只能临时抱佛脚应试，更多的考生则是根本没有学业可荒废，因为从小学起就赶上文革。记得我读初一时，看连环画都不看字，几乎和文盲差不多。后来知道高考恢复，突击两年复习资料完事。这哪里算教育？即使进了大学，连基本的参考书都找不到。在如此贫乏的知识土壤中读完大学的人，和下一代从小就进行“智力开发”的独生子女怎么可能相比？但是，真论成材率，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代大学生厉害。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三十年前大学难考，进去的即使不是百里挑一，也是十里挑一。1979年在北京高考，你即使上最差的大学，也是二十七个里面取一个。这样的选材率和今日之大学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使我回到了哈佛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该书有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智商是天生的；第二，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第三，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教育固然可以开发既有智商中所蕴涵的潜能，比如把一个聪明的穷孩子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但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一个智商低的人，你怎么培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甚至读完大学都有困难。第四，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比如人口的中等智商是100，这部分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占得最高。智商奇高或奇低的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非常低。比如智商达到120的仅占总人口的10%。
Charles Murray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他称中等智商的人不应该上大学，也很难上得好大学。因为大学本身是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智商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从中受益。不过，他分析了美国大学二十世纪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按说这会稀释大学生的智商。比如1900年时，美国的大学生仅占18-21岁人口中的4%，如今则有75%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如果高智商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衡定的话，那么一百年前美国大学生的智商比现在自然要高多了。但是，从各种数据判断，现在的大学生智商比一百年前要高。为什么呢？因为一百年前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弟能上大学。绝大多数人口根本无缘竞争。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是个革命。该法案支持七百八十万的退伍军人的免费高等教育，其中二百二十万退伍军人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读书。结果一半的大学生都是退伍军人，出现了许多“大老粗”拖家带口搬进常青藤的现象。当时许多教授担心，这些没有教养的人会破坏哈佛耶鲁等名校精英文化的品质。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代粗人竟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二战后这种平民化倾向有增无减，有色人种、妇女都挤进了大学。特别是各种奖学金的设立，使穷人也能上大学，使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外国人甚至非法移民也能上大学。这样，大学选材面宽了，虽然不断扩招，但是竞争力反而更高。过去的4%也许就是从5%的的人口中选的，现在的75%则是从90%以上的人口中选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大学生的智商当然就高了。
由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算数就能看出中国大学弱智化的倾向：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占了适龄人口的23%，比起三十年前二十七个考生中仅有一个能进大学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八十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用个简化版的算数来演绎：如果这23%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的聪明人。如果这23%仅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选拔，那么智商在50%左右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按Charles Murray的说法，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虽然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例还不是零，但按智商分布的理论推算，农村学生越少，大学生的选材面就越窄，智商也就越低。
可见，中国大学城乡学生比例失调，早已不仅是个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个效率问题。我们正在抛弃一大半人口中的高智商学生，并用城里相对弱智的学生充数。这就造成了中国大学的弱智化。未来中国的竞争力，就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而这又取决于中国智商最高的10%的人口的表现。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政策，要有巨大的转变。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否则，中国最好的大脑，就永远会处于“休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