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站不住脚

 

韩和元　刊发时间：2009-02-06 15:30:48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韩和元

　　曾任江苏省统计局办公室副主任、网络信息办主任、老干部处处长，现任江苏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的王思彤先生今日给我很上了一课，他对于贺雪锋教授的政府不应鼓励农民消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促进农民消费利国利民。但对于王主任的

这种完全合乎于主流意识的观点我是很不能够认同的，我于是同他商榷，我所表达的观点也不外是呼应了贺教授的观点，同时也揉合了我自己的看法，我从来的观点都不反对消费，我也提倡消费，但我认为其前提是，这种鼓励必须建立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的，如果那些农民兄弟真的积极的响应党的号召大量消费，而我们的企业家在挣到钱后却并不敢积极投资的话，那么就业就无法实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台湾辜振甫家族成员辜朝明，在研究大萧条和日本1990年代伊始长达15年的大衰退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疲软经济的根本问题并不在货币的供应方──央行，而是货币的需求方──企业。他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资本或资产市场泡沫破裂后，市场价格的崩跌造成泡沫时期过度扩张或过度杠杆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导致资产负债表失衡、资不抵债，因此企业虽能正常运作，但已是陷入技术性破产靠融资度日的殭尸企业。此时企业的目标改变了经济学的假设，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负债最小化”，即使利率再怎么低，企业不仅停止借贷，还将能够利用的现金流优先偿债，以修补难看的资产负债表并期望早日走出技术性破产的阴霾，甚至偿还债务后，继续拥有现金而不愿借贷和投资，导致经济衰退的延长。同时也将导致整体经济出现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合成谬误。在这个时候货币政策是失效的，显然辜的观点是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乔治·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的信用僵局论的启发。

　　但问题是如此一来，这些花光了钱而又没有后续收入支撑的人，他们又将怎么办呢？人都是要活命的，不仅他们要活，他们的家人也要活命的，社会保障没有建立，那么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杀人？还是抢劫？还是等着饿死？

　　对于我的看法，王主任先是恭维了我一下：非常感谢韩先生的长篇讨论，您有一颗关心底层民众的善良的心，并愿意为他们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呐喊，这非常好！向您学习。比起茅于轼先生近期关于粮食及铁路票价的一些不当言论，我认为您比他更贴近百姓。

　　紧接着这位前统计局官员开始向我们阐述一个事实了：现在要讨论的是，农民是否存在失业？在传统的统计中，是不包括农民这个职业的，因为他们不隶属于哪个固定的单位，也没有哪个单位为他们发放固定的工资。所以，农民失业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我们现在所讲的农民失业，仅指那些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在一个固定的二、三产业单位从事固定工作的人，失去了这一份工作。这个统计比较复杂，估计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媒体上见到的农民失业数，多半是估计出来的，其准确程度有待推敲。

　　我们的王主任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或许是没有固定工作和单位的，但以农民身份却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却是有固定工作和单位的。因为与传统的国企工人和农民不同的是，农民工不能从意识形态中找到自己的斗争话语。作为中国向市场转型过程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政治地位和经济身份一直未能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正面承认。大多数农民工都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传统的阶级意识和集体性记忆已经无法在这个群体中找到痕迹了。来自外地、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权益没有保障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特点。农民工常与盲流、劳务工等混称，如1989年国务院的一份档《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把民工的流动称之为“盲流”；1991年国务院的另一份档《关于进一步做好劝阻外流灾民工作的通知》则把民工的流动称之为“灾民外流”。 从这点来看，显然王主任是深刻的理会了中央的精神，在意识形态上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这的确是一位党的好干部。

　　但现在真正的问题却在于，中国农民正受着改革开放，即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民的外流，导致农村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随着工业文明的传播和冲击，现在传统的农村文明已经遭到破坏，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路被打碎，工业文明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以家为单位的家庭社会，代之以各类组织机构为单位的工业社会，在以往的社会家庭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生活而大工业借助于企业或者社团法人的组织形态，在技术/经济的层面上，以更高的运行效率来不断的瓦解家庭，现代的物质文明也证实了农业文明的腐朽和陈旧，这也正是为什么明白的知道世界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了，那些农民兄弟和姐妹为什么还要拼死要往外走的原因，因为他们回不去了，在意识上在生活观念上他们在农村里已经没有根了。从思想和意识上来判断的话，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完全的工业国民而不是农业国民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由自然演进而形成的即定事实，还继续保留传统的统计方式，而拒绝将这一群体纳入统计口径的话，那只能够说明我们的官僚是多么的鸵鸟。

　　王主任在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农民不配享受失业统计权后，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至于社会保障，我想它的建立与完善，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力的强大。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富裕、财力越来越雄厚的时候，这方面的工作便会加强。美国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即便是在当今中国，也是如此。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会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其最低生活保障线也会比欠发达地区要高出许多。

　　对于他这一说法，我觉得颇是惊诧，人权宣言强调的是人人平等，共产党也是将追求这一愿景作为目标的。但我却想问的是，如果整个社会真如我们的好干部王主任所说，还不具备建立的条件而不能够建立，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习“镀金时代”的美国才是，所有的人都不建立，凭什么一部分人建立而另一部分人却不建立呢？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一个喊人人平等的政党应该为的吗？什么叫人人平等？

　　另一个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非得要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建立吗？这种观点在对于教育投入上曾经很有市场，但纵观国际和历史，我们却经常看到那些后发起来的国家和地区譬如日本、台湾地区都是在经济很落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教育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虽然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大把的花钱投入教育中，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地区，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经济之所以得到迅猛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同样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何尝不是如此呢？别的惶论，但人口问题，如果当初我们国家建立起了养老体系，你说我们今天会背负这样沉重的人口负担吗？

　　再退一万步讲，中国当前的国力真的还不能够去建立这个体系吗？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多么的庞大啊，中国的官僚的浪费又是多么的让人惊心动魄啊，每年在这样拿的人身上花了多少银子？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同一篇文章继续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一组数据，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三项加总，数额高达9000亿，这是中共中央党校提供的数据，事实上根据中国官场一贯的做派，这个数据我们大可以再加一点上去的，这笔钱大概在10000亿这个位置应该是可能的。2000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居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5.7%（2007年的支出比例只增无减），是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2000年：印度6.3%，英国4.2%，美国9.9%，泰国5.2%，这些国家行政费用支出占财政比例都远远低于我国。我们也必须的承认有些开支是必须的，我们也不求与国际接轨，单只求在现基础上，我们如果能够将该数值减半，也就是说每年节省5000亿，再将那九万八千八百五十九点二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注入，只需几年，这笔钱建立起一套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想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

　　别的不论，但这一笔帐，我们的王主任的观点就显然站不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