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摄影生涯见证宝岛变化 创办刊物促进中国摄影启蒙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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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阮义忠被认为是继张照堂等老一代之后最出色的摄影人之一,有摄影“教父”之称。在台湾这个小岛上，阮义忠扛了37年的胶片相机，走遍了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乡镇，他见证了台湾的政治变化、农业生活转变到工业生活的迷茫、都市化给人们带来的错乱、客家文化受到的冲击……他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家，还是一个知名的出版人，其出版的摄影论著和杂志，至今仍影响着两岸的摄影人。
■ 人物名片
阮义忠，1950年诞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高中时开始画钢笔画，大专联考落榜后，担任《幼狮文艺》编辑，后服役三年。退役后任职《汉声》杂志，并开始拍照。1975年，转任《家庭月刊》摄影。1981年转入电视制作，发表《映像之旅》、《户外札记》等纪录片两百多部。其三本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对海峡两岸摄影人有深远影响，其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等，广受注目，经常至欧美各国举行个展，所创办的《摄影家》杂志享有卓越声誉。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青年时代之《幼狮文艺》
叛逆早，成名快
阮义忠的青年时期在“逃”中度过。他从小逃学，一心满怀逃离农村、逃离土地的冲动。
1950年，他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祖上三代都是木匠，从小就得干农事、木匠等手艺。课余时间，他挖地瓜、择菜叶，双手双脚似乎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
他自小就嫌弃农夫的角色，一心想着飞出去，创作和读书成了他唯一的动力。最早，他想当一名画家，字还不会念几个的时候，就拿着砖块在晒谷场画了起来，在小小的村庄里，他的“作品”到处都是。后来，他又想当知识分子，他逃课到小镇上的图书馆、书店里翻书看。在台湾解禁前，只要不碰政治，西方进来的文学、文艺现代派读本还是很多的，阮义忠在高中就很容易地读到了加缪、罗素等现代思潮的书。
高中起，阮义忠就开始大量地发表插画等作品，19岁，大学联考落榜，他在台北街头晃悠，寻思何处可以收容他。晃着晃着，他来到了《幼狮文艺》的大门前，这是当时国民党团办刊物，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会订一本，属于当地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其新任主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观念新潮，捧着阮义忠的钢笔画，一口气就答应让这个莽撞的小伙子入社了。
钢笔画，阮义忠前后画了三年，成名很快。“当时文化界没有人不知道我的，”他很清楚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名气，但也就是这种名气，让20岁刚出头的阮义忠心生骄傲。兵役回来后，他想着画画成名太容易，还不如换点事情做，没想到退出容易进去难，人们请他吃饭喝酒，却没人敢用这个自诩“才高八斗”的骄纵青年。待业8个月，他靠着当时念大学的太太分一半生活费给他过活。“有人问我一生中什么打击最大，我说失业8个月，这还被人贬斥，这算什么打击的。”他笑道。
摄影生涯之《汉声》
世界观第一次改变
幸好，22岁那年，凭着此前工作的关系，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了英文《ECHO杂志》，也就是后来的中文《汉声》杂志。沟通中，主编黄永松二话不说就让他出任艺术编辑，阮义忠正在高兴之时，两人已在门口道别，黄永松随口又问了一句：“你用的什么相机？”
“我回答我还不会拍照，他整个脸都绿了。”他回忆。
1972年的时候，台湾照相制版很不发达，插图用绘画，报纸大量用照片，那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阮义忠对摄影一窍不通，他唯一的拍照机会，是租用照相馆的相机，和太太出门游玩时用。
然而，《汉声》却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插图的杂志，黄永松硬是愣了三秒后，接着安慰阮义忠：没关系，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就能上路了。“多走多看多拍”这6个字成了他后来摄影生涯的座右铭。
阮义忠说，在杂志社，他有幸读到了《CAMERA》等世界优秀的摄影杂志，有幸得到了尝试的各种机会，但所有的东西他都得自学。他拿着借来的德国进口相机，学会了装底片、调光圈，暗房印片，他一有空就跑到台北的万华老街，那儿集中了来自大陆几十个省的民俗：皮影戏、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货郎车、补锅补碗的店……整条街鲜活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手艺。
可是，初次拿相机的经历，还是令他“猛汗直流”：“以前看到的事情，都可以被自己的观念所改变，可以变成我文学、绘画的材料，和我没有实质关系。可当我摄影的时候，到底要选择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此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阮义忠说。
以前看一切东西，都可以擦身而过，视而不见，或者用了之后再去注意，但拿着相机的时候，却得像老鹰注视猎物一样时刻注意世界，寻找可拍的东西。“我第一次发现，我以前的成长过程，跟别人是不牢靠的关系，我眼前看到的世界是别人的世界，而不是我的。”也是第一次，他对曾经引以为豪的叛逆、前卫之心产生了怀疑。
阮义忠说，如果他这一生有什么愧疚的话，那就是愧疚自己给《汉声》杂志贡献的机会不多。“是《汉声》把我从以前的叛逆中拉了回来，它庞大的中国文化资料库让我意识到我周边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中国文化血脉相连的。”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土地、传统是这么的可爱。
摄影生涯之《家庭月刊》
陷入迷茫后回归摄影
此后，阮义忠在台湾电视公司工作，也负责旗下刊物《家庭月刊》的出版。因为可以自选题材，他开始拥有自己的风格，而不必随一本杂志的定位而命题拍摄。他开始走遍宝岛各地，拍下了一幅幅鲜活的照片。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电视公司希望阮义忠能将《家庭月刊》里的专栏变成纪录片，在五六年中，阮义忠成了电视人，《印象之旅》等几百集纪录片至今都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酬金。
然而，这五六年，阮义忠再次在“世界，该怎么看？”这个观念上翻了一个跟斗。因为忙于做电视的缘故，摄影成了旁门顺道的行为。如何看待周遭环境与自己的关系，他再次陷入了迷茫。“我看到东西，总想着可以变成电视里的那一部分，想着可以捕捉下来，但自己却有点冷眼看世界了，我有点害怕了。”这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电视，一心一意地搞摄影。
做电视节目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阮义忠与台湾老一辈的摄影前辈张照堂的关系破裂。
现在有传言说阮义忠曾师从张照堂，对此，阮义忠表示要澄清，“我很敬重张先生的摄影才华，但我不仅不是他的学生，还对他重燃摄影热情有贡献。”他表示，摄影一切知识都是自己自学而来。他说，张照堂1974年举办“摄影告别展”，阮义忠与之相识，当时张照堂已不太拍静照，而此时自己的创作力正丰沛，刚从《汉声》杂志离开，参与《家庭月刊》的创办，每月都会在台湾各角落采访。“为了鼓舞张先生的摄影热情，我不但义务帮他冲了至少一年的底片，还将家里钥匙交给他，让他随时可以使用我的暗房放大照片，此外，还带着他与另外一位朋友遍走我熟悉的台湾乡村、小镇。”阮义忠说，在拍摄电视节目期间，两人因张照堂一句话吵翻，从此，台湾摄影界最负盛名的两个摄影人关系破裂。“很遗憾，但有的朋友是不能共事的。”阮义忠说。
出版生涯之《当代摄影大师》：
第一次来京吓一跳
做电视期间，阮义忠百无聊赖中写起了摄影评论文章，《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三本书最初都是先在盛名远传的《雄狮美术》上连载后结集的，直到在台湾、大陆及整个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我到了大陆任何地方，总能感到大家对我很大的热情。”阮义忠说。去年年底，他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场个人作品展览，他来大陆的机会其实并没有这么多，但每一次来，总会得到各地摄影人的盛情款待。因为他的出版物，他成为了在大陆最广为人知的台湾当代摄影人。
阮义忠第一次来大陆，还是在1989年，他前来探亲。一天，他走过中国美术馆，馆内正举办巴西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展览，他不免为北京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展览而吃惊。更令他惊讶的是，他在美术馆的售书摊上看到摆放在醒目位置的简体版《当代摄影大师》，在此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书竟然来到了大陆，而对于这本书日后的红火程度他也完全没有概念。
“我和摊主聊了聊，随口告诉他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没想到几天内，我接到了几十份邀请，真把我吓了一跳，纳闷大家怎么都对我这么尊敬？”他笑道。
出版《当代摄影大师》这本书，对于痴迷摄影收藏的阮义忠而言，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他痴迷于世界各地淘摄影集，二三十年前，他家里曾经整整一面墙都摆满了厚重、精美的摄影集，他拍电视节目赚来的一些钱，几乎全用在购买这些昂贵的摄影集上了。
“我一看到好的照片就想读文章，可我自己外文不好，正好太太是外文系的，我就请她帮我翻译，我用录音机录下来整理，后来做着做着就想，这样整理，我还不如自己写出来。”
“我不在意版权问题，我觉得挺开心的。”他说，“当时两岸图书交流刚开始，出版社和我联系还不方便，后来他们和我联系上了，之后又有了很多合作。”
在与中国摄影出版社等的合作下，阮义忠先后又出版了《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摄影大师对话录》等书，借着渴求了解世界的大陆摄影人的好奇心，他一本一本地将国际摄影的体系、标准、知识传播进了大陆。
出版生涯之《摄影家》
出了第一期忘了第二期
在多部图书之后，阮义忠又推出了后来成为摄影界权威杂志的《摄影家》，这本杂志，纸张昂贵，装订精美，选择的海外摄影图片经典而独家，一时成了摄影人想方设法弄到手的宝贝，它的出版同样是个很随意的机会。
阮义忠第一次办法国个展时，正好看到著名的图卢兹水之堡摄影美术馆举办一场150年摄影回顾展向罗兰·巴特致敬，“整理得非常好，有各个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每张都是经典，我看了很感动。”
恰好，回到台湾后，他很快就接到文化单位的电话，让临时策划一场“国际公益大展”，他迅速反应，牵线搭桥，把水之堡的展览给“借”了过来，按照台湾当地出版法规，展览内容可以在任何媒体无条件地介绍，阮义忠很快就出版了第一期《摄影家》，将展览的各位大师在杂志中一一介绍了个透。为了不向西方一边倒，他与大陆摄影人李楣合作，也借了一些大陆摄影人如吕楠等人的底片到台湾放大印出来。
阮义忠一直对出版物有着至高无上的计划。第一次印杂志他就要求：纸张要最好的，印刷要最好的，要带英文，让外国人也看得懂。他的一点点财力，都花在这本杂志上了，可脑子里却根本没想到，杂志是要连续出的，第一期印完了，接下来怎么做远没个谱。“现在想起来，哪儿有这么大胆，杂志印了第一期没第二期的？”到现在，想起当时的“大胆”，他还是有点后怕。
幸好，第一期刚印了10本，阮太太带着杂志来到法国，拜见了巴黎最重要的摄影师，他们竟然都愿意完全免费供稿，这样，这份杂志才真正办了下来。
《摄影家》办了62期，这期间，不仅大量引入精美无比的重要海外摄影师的作品，也大篇幅整理介绍了方大曾、刘铮、周庆辉等国内重要摄影师。这本杂志的工本支出、对海外摄影师不遗余力的介绍，和对国内摄影档案的整理在整个摄影出版界内无人可比。
阮义忠口述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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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京报 C14、C15版采写 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