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无精舍  今夜宿谁家

——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人，诗意地栖居。这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梦想。

当大明旗帜在中原和江南各个城市的角楼上飘扬，“四种人”的种族压迫消失，“九儒十丐”的轻蔑成为历史旧事之时，依我们当代人有限的想象力，会认定挣脱桎梏的诗人学者们欢欣鼓舞，会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欢天喜地投入汉人坐江山的大明政权，以无上的热情和干劲去讴歌、建设这个“新时代”！果真这样吗？——回答是否定的。

朱皇帝出于那种变态的“穷人乍富”的严酷天性，信手洒出漫天的罗网，开始对士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摧残。

元朝自元成宗以后，城市经济恢复生气，工商业繁荣（虽然是种虚假的繁荣），而且统治者在文化上基本不加限制（上层蒙古贵族集团不大在乎诗文曲赋，多数人根本不懂汉语），所以才造成元代戏曲、小说等“流行”文化与诗辞歌赋等传统文学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元末的战乱，使得本来生活趋于安定的汉族士人阶层忽然之间又被抛入动荡乱离的深渊，处处是战场，到处是杀戮，惬意、庸容的闲适平静，因“乱臣贼子”们的舞刀跃马完全摧毁。“新朝”大明呢，铁腕统治着一切，刀锋和矛尖不断指向士人，谁不就范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统治者这种完全病态的疑心病，使得文人的生命如齑上露、草上霜，在专政的烈阳下刹那间凋零、蒸发，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为了报复同张士诚等人争斗时吴地地主阶层的政治偏向，朱元璋在向江南加赋的同时，强制迁出几乎所有的吴中富户，这种变向的流放，实际上是对“富人阶级”的真正惩罚。推而广之，朱皇帝又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海禁，不遗余力地打击商业活动，而对于与“世道人心”相关的文人士子，自然也是他朝思暮想所要“处理”的主要对象。

正因如此，元朝明初的文人，有许多在心理上仍然认同蒙元政权，而且，时光流逝百年，即使身处江南地区的士子也逐渐黯淡了南宋末年那种激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当他们面对明王朝汹汹而来的镇压浪潮，文人们只能在心中哀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元末文学大家，除杨维桢、丁鹤年、倪瓒等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保全首领而死之外，包括“吴中四士”高启、杨基、徐贲、张羽以及能文能画的大才子王蒙，无一例外，全被新朝以“莫须有”之罪分尸切首，使得这些已经归顺的文豪们，仍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沙石泥砾一起成为明帝国奠基的堆砌物，抱恨泉壤。

下面，笔者择其要者，以人言诗，以诗言史，最后回顾一下那个硝烟四起、兵戈耀日的杀戮年代文人们的微弱声音。

“铁笛道人”乃诗雄——杨维祯

杨维祯，字廉夫，号梅花道人、铁笛道人、铁崖、铁史等，浙江诸暨人。今天的人们知道杨维祯的人少之又少，只有研究文学史、诗歌史的专家对他有一定的研究和好奇心。但是，在元末和明初，杨维祯的诗歌创作影响了甚乎两、三代人，他的“狷直傲物”，他的“志过矫激”，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杨维祯生的是时候，也不是时候。之所以说他生正当时，乃指他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刚满十八岁时，正好赶上元仁宗在全国开科取士，欣喜之下，年青的杨维祯在铁崖山中筑“万卷楼”，苦读数载，泰定四年入大都应试，一举二甲进士及第；之所以说他生不逢时，中晚年正遭逢江南乱起，后半生颠沛流离，心惊肉跳。

进士及第后，杨维祯仕途并不太顺利，在天台县尹任上只干三年就因故免官。回家隐居几年后，才得到“绍兴路钱清场盐司令”这样一个有实惠的官职。食俸捞银五年，他先后因父母逝世守孝回乡。孝满出山，无官可补，杨维祯在杭州附近的城市间往来穿梭，以教学卖文为糊口之资。至正十年（1350年），老杨好不容易弄了个“杭州司务提举”官职，但不几年张士诚就攻陷杭州，继而朱元璋军队节节进逼，江南大乱，他只能逃入富春山避难。后来，张士诚受元廷招安，杨维祯才敢回松江居住。他在当时广收生徒，授学解惑。明初网罗各地“人才”，老杨也在名单中。有幸的是，他刚到南京不到三个月即患肺炎，终能顶着脑袋以病辞官，回家后不久即病死，终年七十五。

“杨廉夫晚年居松家，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航，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曰：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成江南散乐家。”（《归田诗话》）

可见，老杨晚年在张士诚统治下还过了几年潇洒风流的好日子，明末清初的李渔，估计正是仿效这位戏坛前辈所作所为。

杨维祯诗歌风格奇特，有李贺之奇峭，又有李商隐之绮靡，当时号称“铁崖体”，形成元末明初一个巨大的诗歌流派，所谓的“吴中四士”创作风格，皆属于铁崖体，四个人也均以杨维祯为精神领袖。后半生虽生于乱世，杨维祯却以“竹枝词”清新之句与“乐府诗”复古雅诗一显于当时，其“诗歌乐府出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剪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四库全书总目》）

从政治角度讲，他的《换达兼善御史》一诗是叹悼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为元朝死节而作，悲怆激愤，鲜明表现了他忠国褒义的态度：

黑风吹雨海溟溟，被甲船头夜点兵。报国岂知身有死，誓天不与贼俱生。神游碧落青骡远，气挟洪涛白马迎。金匮正修仁义传，史官执笔泪先倾。

类似歌颂忠烈的诗歌，杨维祯写有很多，诸如《房将军歌》、《李铁枪歌》、《韦骨鲠》、《大将南征歌》等等。最吸引人、最高故事性的一首政治诗，当属他在吴中与割据头子张士诚聚会时所作之诗。其时，张士诚已被元廷招降，但一直三心二意，专事割据。张士诚久慕老杨盛名，以元廷赐给他的“御酒”招待这位老才子。酒至半酣，杨维祯赋诗曰：

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

张士诚本想留杨维祯当幕宾，见诗如此，知其不可强留，便纵老杨归去。当然，也是赶巧遇见张士诚这样的宽厚人，如果在朱皇帝面前做这种诗，三亲九族都要被诛杀。

大明新政权成立后，老杨也不得不表态，承认新朝乃“受天新命”，并在赠地方官的诗文中上奉承之辞：“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不痛不痒之间，却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明史》中记载，明廷征其入朝，老杨以白头老寡自比，表示“不再嫁”之决心，并作《老客妇谣》一诗上呈老朱“御览”。朱皇帝“嘉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宋濂为此作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这段佳话，完全是传说傅会，清人考证已经证实是“小说家”语。倘若老朱皇帝有些气度，明初文人也不会被他弄死那么多人。清人还较真，乾隆老儿修《四库全书》时，看到其中选录老杨的《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其诗狂诋元朝极赞明朝，这位“文字狱”头子非常愤怒，大骂老杨为“贰臣”，借题发挥，让馆臣把他的“御制大字报”录于杨维祯诗文前。据后人考证，《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是别人伪作，窜入老杨诗文集中，并不是他本人的作品。老杨倒霉，死后四百年，仍旧被鞑子皇帝拔来拔去，怀疑他的品操。老杨毕竟没有食过明朝俸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