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

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新占领区的民族关系。当时，吐蕃人、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和党项人已被吐蕃收编，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横加劫掠，到处抢夺，子女玉帛，悉归帐下。当地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当吐蕃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新占领区之后，一方面以强硬的措施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镇压反抗势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户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严禁掳掠汉族百姓。劫掠惯了的吐蕃人，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也照旧为所欲为，制造新的混乱。瓜沙大族虽然在当地依然影响很大，但汉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一些同样被吐蕃征服的少数民族。

在吐蕃统治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没有屈服，反蕃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这种情况，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其统治，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的百隆，积极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采取较为缓和的统治政策。此后，社会才相对稳定。吐蕃统治者还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推行蕃化政策，企图借此来消除民族隔阂，进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绪。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便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

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其目的是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的明显差别上消除隔阂，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而且，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在整个河西地区推行。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消除汉族人民对吐蕃的痛恨和对大唐的怀念。在刘元鼎出使吐蕃的时候，在龙支城，耋老千人拜而泣，问天子安否，称“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沙州汉人虽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在河陇地区设五个通颊万户部落和一个德论进行管辖；并设立一系列军镇用以镇守。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即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份以汉人为主，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在任用吐蕃人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员。吐蕃统治者正是用了这种双轨制的职官体系，才得以在河西地区维持上百年的统治。

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瓜州，在吐蕃时期仍称为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城主称为“节儿”。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对敦煌进行了许多变革。790年，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将沙州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如“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一个部落大致辖原来的一个乡，而其内部的组织情况，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

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虽然是为了加强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但从内部组织上看，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即为了征收“突税差科”。因此，“部落—将”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乃是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吐蕃统治时期的户口登记是十分详细的，家庭成员的出生、死亡、出家、嫁娶都有详细的记载。

 

吐蕃在河西所实行的赋税制度，除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份外，主要吸收唐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并设有“税务官”、“税吏”来执行任务。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按户交纳，使百姓的负担大增。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将民间铁器全部收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唐朝的货币被废除，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也正处于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而敦煌又恰是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因此这里的佛教得到了保护。此外，不少不愿于吐蕃统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员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也投入空门寻求解脱。因此这时的沙州佛教空前繁荣，寺院从吐蕃统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僧尼从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数千人，而当时的沙州总人口仅三万余人。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之下，寺院经济空前繁荣，敦煌的寺院和内地一样，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抬高僧侣的地位，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

吐蕃统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躲过了唐朝的“会昌灭法”，使得敦煌佛教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