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任何事物，无恒久不变之理，世事繁多，变化复杂，各有因果，但简括而言，事物之变无非是进与退、好与坏、兴与衰等两种相反的方向。自西学东渐以来，有人学了一点进化论，便以为万事万物只存在进化，而不存在退化。这种违背相对论的错误思想相当普遍，以至于学术界竟也会存在这种观点。比如，在对待中华历史文化上，就有人持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凡是近代思想就都是进步的，凡是古代的思想就都是比现代落后的，而且是历史越早就越落后……

 

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既存在着某种方面的历史进步，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历史蜕化，因此，才在中华历史文化之中，存在着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实际情况。所以，对中华历史文化采取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观点。文化的精髓性本质是哲学思想的深刻体现。从哲学思想这一层面上说，在五千年这一历史总体上，大体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嬗变，是一种退步。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嬗变，归根结蒂，是哲学思想上的历史嬗变所致。哲学，从中国到希腊，从欧洲到美洲，其门派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其名词术语多得可能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学也学不完全。但是，就其总体而言，从其本质上而论，无非是唯物辨证哲学与主观唯心哲学这两大派系。它是文化优劣的一个本质性的体现。

 

历史文化的嬗变，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之间的潜移默化之中发生的，因此，文化的嬗变，从来不大引人注意，更不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一经蔚成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它就会影响到这一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就会对这一民族的历史兴衰产生重大的影响，或祸或福。这是一种不以人们一时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因为，民族文化的历史嬗变与民族历史兴衰之间，是事物发展变化上的因果关系。

 

为了将这一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文化嬗变问题，尽可能用极为浅显、易懂、简要的文字说清楚，或者再说得较为透彻些，我们不妨从人的思想行为及其后果谈起。

 

凡属健康人的大脑、小脑等组织结构，以及运动、感觉、视觉、听觉、嗅觉等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都大致一样。不然，医学理论及其研究也就没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了。由此可见，人的聪明与否，在其物质条件上原本是比较一致的，并不是先天的生理构造上有什么重要差别，与生俱来，而是学而知之，是一种后天性的获得与自我改造的结果。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家庭和社会教育对智力的开发，是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及其经验对思维上的启迪等，一言以蔽之，人的思想观点、思维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社会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积累而形成的。

 

然而，在同样的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之间聪明与否，又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有的人很会办事，能够克服许多困难而取得各种成功，甚至还会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等。相反，有些人，虽然其头脑对任何事物变化都反映很快，思维也很敏捷，能言善辩，但却总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甚至屡犯错误，或者更成为危害社会的罪人，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在这方面，就连出生在一个家庭中、同父同母、接受同等家庭和社会教育，成人之前生活经历也大致相同的同胞兄弟，其日后成败荣辱相去甚远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不乏其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对于此类大量存在着的社会现象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其成败荣辱的不同，是思想观点和处理事情方法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处理生产、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不同指导思想、办事方法是为前因，而不同的效应、结局，及其所造成的成败荣辱是其结果，前因与后果之间一般是都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在其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一个人命运如何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个人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对于这一个民族的历史影响，也同样是如此。

 

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判定一个人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呢？一般说来，凡属思想方法与社会客观实际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相符合的，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而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就是人们经过千万年的历史实践、认识、总结、提高、理论化、系统化、抽象化了之后的一种普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人们如果很好地学习它，掌握它，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用以分析和解决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那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和增加成功的机率，就会无往而不胜。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个人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并不是这个民族在人种上有什么特殊，有什么优越之处，也不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自然环境、物质条件上有什么神奇奥妙之处，而完全是由于这个民族是受到其传统的历史文化长期哺育、熏陶的结果。而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最根本性的历史原因，就在于它是受到了产生历史极早的“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长期浸润、熏陶，而形成的一种极富哲理精髓的历史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古老的《易》道哲学思想在近万年的发展、传播和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精髓性的本质和灵魂，也正是由此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民族文化是民族思想精神历史性的积淀，民族思想精神是通过民族文化而集中体现出来的。

 

       作为社会上的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其思想观点是不断地变化着的，如由原先的思想幼稚到逐渐成熟，由不断改正错误而使思想方法趋向睿智；或者，由原先的思想比较正确，由于某种引由，一步步滑向错误，抑或不断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摇摆等。作为一个民族，其思想，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上政治的、经济的、生产的、外来的文化影响等各种历史原因，也同样是不断地产生历史性演变的。只是，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性嬗变，从来都是渐变的，它是需要蔚成一种社会风气，经过较长的历史过程才会逐渐地显现出来，并对这个民族的兴衰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作用的。

 

民族文化影响民族的思想精神，决定民族的历史兴衰，这是一个不断地被证明了的、谁都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一个民族，当其思想上是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思想文化占主流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便具有勤劳务实精神，多有发明创造，勇于进取，敢于斗争，生气勃勃，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如果这个民族，由于思想文化的历史嬗变，变得迷信鬼神，相信人的命运和社会发展，一切都是天神上帝老早就安排定了，事事求神，处处祈祷，那么这个民族自然就会变得保守起来，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如此，其民族发展就必然会落后，落后的民族就必然要受强者所欺凌，也是一种必然规律。

 

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的演变是历史性的，是渐进的，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而且正由于如此，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兴衰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同步发生的，而总是民族文化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嬗变之后，它对民族的历史兴衰作用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对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往往就会被人们所忽视，甚或就是有人认识到了，也会被目光短浅者、急功近利者们所不顾及。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更加加重了民族文化建设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说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就中华文化的总体性历史体现而言的，是将它同世界上几个不同地域中，历史上曾经存在、也曾经辉煌过的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言的。而绝不是说中华文化就没有发生过历史嬗变，就没有不科学、不健康、消极落后的内容，乃至十分有害的东西存在。更不是认为中华文化是越古越落后，越发展越先进的直线性提高、完善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过程。而是通过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在其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曾经极其严重地遭受过破坏和摧残，也遭到过外来思想文化的严重干扰与破坏，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走的不是一条直线发展道路，而是曲线发展和嬗变。论原因，是既有“内伤”又有“外伤”。论内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不科学、不健康、乃至十分有害的成分存在。而且，直至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对于它的不少看法并不客观实际。正因为是如此，我们近代对它的破坏、糟踏也同样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运用历史的、唯物的、辨证的、求实的、审慎的眼光，重新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批判、扬弃那些对民族发展有害的思想内容，特别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文化交流、渗透、激荡之中，坚决抵制那些似是而非、有害无益、腐朽没落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乃至经过精心包装了的歪理邪说；同时，又积极广泛地吸收和消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科学的、健康的、有益的形式与内容，使其变成中华文化中的新内容、新血液；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民族特点之实际，创立中华文化的新的更加科学的内容与形式。

 

        民族文化的优劣，直接受制于民族哲学思想的历史嬗变。所以，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嬗变，也就必须从历史上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嬗变上入手，做实事求是的研究，研究民族历史文化，如果不是从哲学思想上去找原因，作分析，就不会抓住文化的本质，就难有明确而有系统的历史认识。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的最后，已经提到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嬗变与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简略地从黄帝时期起，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嬗变，按不同历史时期，作一点评述，以梳理出一个大体上的历史梗概。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力图要有一种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上的客观全局性、整体性、准确性，尽可能避免做瞎子摸象式的研究与发言。因为那样做的结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