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
有人说，人类的智慧就是理性，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人类的真正智慧是思维方法，而不是理性。因为，理性是在社会灾难或自然灾难使人类遭受重创后建立起来的、有效抗拒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化解社会矛盾的价值秩序。智慧则是“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程序逻辑思维法”，是纯洁的、“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程序逻辑思维”的眼睛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维度的对话（哲思），是对真理与未来的好奇或叩问。当然，这与理性有关，但不是理性，因为，理性是对反对者的尊重和认同。从这个角度说，人类的理性只有暴力才能培育得出来，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不是天然的，而是，一方面是先哲圣贤的深刻洞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精英的理性是民众通过暴力培育出来的。
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永远找不到民主理性的路径，也找不到作为一个大国的大国战略和文化选择。
而避免暴力培育理性的唯一途径是民权治国的制度化。文革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毛泽东语），是文革十年的主攻方向，从这个维度说，文革是没有错的，因为，一个以实践“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为唯一目标的文化运动，虽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使之“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由知可知，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 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上说，“解放思想”就是从近三十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经济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使“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并使之形成整个社会的和平搏弈机制。由此可知，“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六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 的权利的“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的新的改革时期。
美国的实践经验证明，自由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下的有限自由，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国家战略、战略目标、战略计划，而不是资本的完全自由，特别不是外国资本的完全自由。外国资本的完全自由，是对国家战略产业、战略目标、战略计划的严重破坏，是一任外国资本对我国主权经济的自由掠夺，是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卖国主义。
因此，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制定中国的大国战略，和如何选择中国的文化，就成了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
一、什么叫大国战略？
我们成天说大国战略，但什么才叫“大国战略”呢？有人把全球化、无国界视为“大国战略”，其实这种“大国战略”准确的说应该叫卖国战略，因为，在世界各国都有严格的国界的情况下，单单你一个国家取消了国界，任由别国攻城掠地是不是卖国？所以，这不是“大国战略”。真正的“大国战略”则是在全球视野下，选择自己的战略定位，寻找既有利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在平等搏弈的前提下，既掌握推动全球战略的主动权，又掌握全球战略的动态制胜点，维护本国和平发展权的同时，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平等发展、互惠互利的发展道路。
我个人以为，全球战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有形空间战略，比如说保护国家主权空间的有效空间。从战略学的角度说，国家主权有效空间，既在国内，也在国外，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制动关系。另一个空间我称之为无形空间。所谓无形空间，既是文化。平等观、主权观、尊重观、互惠观、和谐观、无私观，应该是形成价值机制的主要方面。其次，在此基础上还要构建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标识。但是，有的主流精英竟然视自私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体追求，并把自私标榜为“普世价值”。
地球人都知道，自私是罪恶之源，是邪恶之源，至此，我们发现，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罪恶国家把中国捆绑到被告席，而是中国某些邪恶的精英把中国捆绑到世界道德的被告席上。
对于这个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中国人民为敌，以世界人民为敌，并向国际资本集团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就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了，更不是个学术问题。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以人民为敌当作学术问题的？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人类的自私是制造灾难的主要根源，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竭力反对的，但中国的某些主流精英却视此为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中国怎么能不成为被告人呢？我以为，这不是个左派、右派的问题，而是个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国共同敌人的问题。
在中国现有的一党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志欲清除共产党，也不是个左、右观点的问题。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人一直以反对共产党执政为己任，志欲推翻共产党，人们错误的认为，这是个右派观点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放到国际视野下就不难发现，世界各国的左、右派别，并非是清除某个党派为目标，而是反对不好的执政，不好的执政主张，使之更好的为国家为民众执政为目的，而不是破坏执政。破坏执政者，既是左派的敌人，也是右派的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把敌人派视为右派是错误的。
左、右派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破坏或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派别，既不应该把他们视为右派，也不应该把他们视为自由派，而应该视为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国的共同敌人。对此，左派阵营要有清醒的认识，右派阵营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左、右派对此认识不清，就无法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朋友只是目标一致观点不同的不同群体。
二、大国战略是怎么形成的？
充满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文化是战略的孕母，因为，一个国家只有经历过苦难，并在苦难中形成具有强烈的自强不息精神、独立自主创造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文化，才可能寻找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之路。没有图强、图存的强烈意识，就没有中国的大国战略。
或许，胡锦涛正是基于对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提出了以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 的权利为核心的“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和平搏弈机制化的科学发展观，因为，没有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 的权利这个核心，搏弈机制就成了强对弱、官对民、精英对知识界的自由掠夺。所以，我认为，只有坚持以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 的权利为核心的“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和平搏弈机制化但又有效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发展观，唱响主旋律，中国才能重构大国战略，重新塑造大国形象。
当然，建构大国战略，首先就要清除假的社会主义制度、假的物质产品、有害的动物文化，但要做到清除“两假”、“一害”，首先就应该对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国的共同敌人进行清理，不清理左、右派和人民的共同敌人，就无法清除“两假”、“一害”。
放弃对国家和人民敌人的专政，就象放弃防守国门一样是危险的、可怕的，对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三、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既有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伏羲文化，也有在伏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孔子文化、孟子文化、老子文化、墨子文化、佛家文化、朱子文化、邵子文化，还有玄学文化（哲学）、兵学文化、术数文化，近代的有孙中山文化、马克思文化、毛泽东文化等等，等等，包括柏拉图、甘地、尼采、康德等等，还有许多有害的文化，比如说丛林文化。在众多的文化原素中，现在还有张宏良、俞可平、韩德强、
所以，要回答选择什么样的文化问题，必须首先回答由谁创建中国的文化语系。
由精英集团创建中国文化么？
精英集团在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中，以自私为核心、感官快乐至尚主义、自由掠夺主义，不仅在中国是反动的、没落的（迟浩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有效实践毛泽东的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民主价值观，并通过民主实践，重构中国的民主价值秩序、新的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我想，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民主价值观，并通过民主实践，重构中国的民主价值秩序、新的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