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痛与直面惨淡的人生
林 童
爱之痛
或许是一种巧合，在我所论及的几位河南籍诗人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我曾在2002年对有平民诗人之称的王学忠写过长篇评论——《黄昏的街头不要怕尘土弄了脏了鞋》，接着又为另类诗人墓草写了长篇评论《月桂树被砍倒了——精神分析下的墓草诗集〈人妖时代〉》，现在，我要谈到的是青年诗人杨培显的诗集《我不责怪世人》。他们所不同的是：王学忠是红色写作，墓草是黑色写作，杨培显则是灰色写作。
几年前认识杨培显的时候，他在餐馆打工，现在还是。他认为现在是一个“杨培显”的时代，即不伦不类，丧失了标准和尊严的时代，于是以“杨培显”为笔名。我对这个名字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的家乡，所谓“杨培显”，是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为公众所不齿。作为网名倒也容易被人记住，作为笔名总还是有些不雅，但我没能说服他。如果把公众理解为代表主流意识的话，那么，对于长年漂泊在外，辛苦劳累而又备受歧视的打工族，还真有些“杨培显”的处境了。
收入这部集子的诗，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杨培显由一个全心全意的爱情歌手，变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且这方面的诗歌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杨培显的爱情诗中，我们感觉到，他更多的是感受到爱因过分被世俗挤压，而不再纯正的苦痛。他也曾像容易钟情的少男，敏感地感受来自异性的魅力：
当有一天
你不经意的目光
从我的眼前掠过
轻易就带走了我所有的心情
于是 在每个黄昏的湖畔
我都期待着再一次
与你相遇
——《目光》
但痴情的少年的爱情之梦，总是被现实打击。他的《原因》很短，也不复杂，且直抒胸意，但别有一种深情：
我深信
所有被鲜血渲染的花朵
都会结出殷红的果子
而对你
我只付出了泪水
我所说的现实，表现在杨培显的诗中，除了大家都熟悉并置身其中的世俗生活外，还有他自身的性格因素，这才是造成情感悲剧的内在原因。对爱的追求，既不像对诗的追求那么执著，也缺少强烈而恒久的情感体验与痛及骨髓的生命感。因为《我是一个懦弱的爱者》，我们知道了他为什么“始终在追求与失败中沉落”了：
陈莉霞喜欢别人时我会逃避
杨颖说分手后我再不敢将他的小手触摸
就连张慧敏一个无爱的眼神
都能熄灭我心中为爱烧起的烈火
直面惨淡的人生
爱情之梦的破灭，让杨培显从自我浪漫情怀的视野中走出来，开始关注爱情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更有值得书写的地方。不论从情感深度，还是从诗歌技术的角度，杨培显这一时期的诗，都远比他的爱情诗有力。
虽然生活在北京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在思想感情上，杨培显与大多数底层打工族一样，既离不开城市，又始终不能真正溶入到城市之中，成为了“城市里的乡下人”。那一根原乡的脐带，就像放风筝时，手中攥着的那根线，着力把向高空飞翔的风筝拉向地面，还美其名为不让风筝失去了方向。
杨培显是怎样来审视城市的呢？他给城市定下的基调是，他反复着“我不喜欢城市的味道”。当然，他的这首对城市进行批判的诗，并没有逃离一般人对城市的批判，这种批判往往带有向后看以及病态的审视，批判的视角乃是从城市弱者出发。还好，杨培显在审视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怨天尤人，对自己也进行了反思：“我不喜欢城市的味道/可能是因为我缺少钞票/我不喜欢城市的味道/可能是我的嗅觉不好”。
在当代诗歌中，妓女题材似乎成了一座矿藏。具有中国特色的妓女，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在杨培显的《一个妓女的自白》中，它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从妓女的视觉切入。虽然它仍是批判性的诗，还这种批判有力得多：
其实圣人和我们没什么不同
区别就是要不要脸
我们的目的都是赚钱
如果真有什么不同
那也只是我用夜晚 你用白天
是你贪恋我的身体
还非说我的行为下贱
你既然和我同一张床铺
也就证明我们都是一般
这并不是妓女找什么心理平衡，才有对所谓正人君子的嘲讽。在类比之中，有着把灵魂撕碎了展示给世人看的功效，从而张力大增。应该说，这是一块道德的试金石。不过，从道德角度来写妓女，是妓女题材的通病，诗人们总忘不了充当道德家的角色，使得这类诗歌终不免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无论批判也好，同情也罢，都表现得很廉价。诗人们在充当道德家的时候，注意了道德性，而忽略了更深刻、有力度的人性。因为诗歌不应充当道德训诫的时尚手册。如果说诗与歌已分离的话，难道诗还不能与道德箴言分离吗？何况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又常常并不可信。
杨培显的诗，通常具有哲理性：
二十一世纪的猪
比以前更白 更胖 更富态了
可有一条纪律
他必须遵守
不能活着出现在街上
——《二十一世纪：猪的悲哀》
这是一首关于禁忌的诗，纪律和秩序，也有其双面性。猪不能出现在街上，这是人设计的。人在为动物设计禁忌的时候，不也为自己设计了诸多的禁忌吗？王朔有小说名叫《动物凶猛》，比动物凶猛何止百倍千倍的是：人啊！
《凭良心说话》的两首诗。应可以看作杨培显的代表作。他所叙写的内容曾经或正在作为社会问题的焦点。他采用了诗剧的形式，让作者完全隐身。其中的《城市一角》是写暂住证的。当警察无理撕毁了打工仔的暂住证后，打工仔寻求法律的支持：
法庭上
打工仔：“我要求警察在这件事上向我
赔礼 道歉”
法官：“你有证据吗 比如照片录音带。”
打工仔：“没有照片 也没有录音带 可
那几位警察都在场”
法官：“是这样吗 警察先生们”
警察：“他诬告 我们是正当的普查
怎会做无赖的事”
打工仔：“警察先生 说话要凭良心啊”
法官：“胡闹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法庭 讲的是证据
凭良心说话 你可以去找上帝”
暂住证制度，表面看来，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对外来人口方便管理的措施变了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仍是当作工具的思想。试想一想，作为中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只有暂住的权利，那什么人才有永久居住权呢？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所不同的是，一般人写这样的题材，往往只注意到警察和暂住证者——这比通常意义上打工仔的人数和层次更多——的关系，而对警察持批判的态度。杨培显却从法律来写，让人们看到了法律讲究证据的另一种含义，无疑要深刻。
如果说这首诗的结尾有点人为的因素，显得不合常理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纠纷》就避免了这小小的瑕疵，而获得了普遍意义。由于拖欠工资，打工仔把老板告上法庭，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法院不能立案。这里只引在法庭外的一段对话：
打工仔：法官大人 他的确欠我钱
我说话可是凭良心”
法官：“看得出来你说的是实话
可法庭讲的是证据”
打工仔：“那么讲证据 就可以不讲良心吗？”
法官：“法律就是这样的”
同样是讲证据，但这个法官比《城市一角》中的法官还是要可爱得多。如果前一个故事是由于官官相卫的话，后一个故事，法官的确也无能为力了。作者是把它看作了法律与良心的冲突，而对法律不能顾及良心进行了批判。我更愿意从正面来理解法律与良心的关系。法律的悲哀之处还不在于讲不讲证据，而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形同虚设。因为拖欠工资几乎成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而且还不仅仅是老板与打工仔的关系，很多时候涉及到了政府部门，所欠更为严重。
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