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冰炭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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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与黄永厚，许多人分不出来。曾经上网，查黄永玉网站，发现贴的是黄永厚的照片。这种玩笑，报纸也开过不少。大抵因为编辑百忙之中，无暇分别这两位兄弟画家的区别。他们的外貌的确酷似———尤其前些年，永玉先生还瘦的时候，简直像双胞胎。有时，有慕名者来万荷堂，进了庭院，见一枯瘦老头立于堂下，便笑盈盈作揖行礼，小老头身手敏捷，连忙躲闪，指着堂内，说：“不是我，在里面！”还未过招，永厚先生就已知来者的底细，想必又把自己当作黄永玉了。
●祝 勇
一
作为弟弟的黄永厚，比作为哥哥的黄永玉，问世时间晚了四年。早在2004年，黄永玉就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那年我去凤凰，永玉先生要我住他的玉氏山房。在他的画室里，他搬了一本大画册送我，书名就是《黄永玉八十》。大八开画册，几十斤重。2005年，我从美国回来，去北京万荷堂看永玉先生，他说，刚刚办过寿宴，怎么也找不到我了。黄永厚先生的八十寿辰迟到了四年。也出了本八开画册，写了字送我，名字叫《黄永厚画集》，后来看黄永玉写的序文，才知道，他本无意编书，还是大先生劝说，才勉强为之。
这件事至少透露两层含义：大先生的呵护、二先生的淡泊。
前者，在大先生序文中有明白无误的表达。或许，对往事的回忆，是许多老人表达现实感情的一种间接方式。黄永玉说：“八十多年前，我们家那时从湘西凤凰老西门坡搬回文星街旧居没几年。厚弟刚诞生不久，斜街对面文庙祭孔，我小小年纪躬逢其盛。演礼完毕，父亲荣幸地分到一两斤从‘牺牲’架上割下来的新鲜猪肉，回到古椿书屋，要家人抱起黄永厚二弟，让他用小舌头舔了一下孔庙捧来的这块灵物，说是这么非同寻常的一舔，对他将来文化上的成长是有奇妙的好处的。”
“想想当年这对年轻夫妇对于文化的执著热衷，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
这段往事与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有怎样的关系，有待考证。但大先生与二先生对画画的兴趣相继发生，却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过不了几年，湘西的政治变幻，这一切都崩溃了。家父谋事远走他乡，由家母承担着供养五个男孩和祖母的生活担子。我有幸跟着堂叔到厦门集美中学读书，算是跨进天堂，而遥远的那块惶惶人间，在十二岁的幼小心灵中，只懂得用眼泪伴着想念，认准那是个触摸不着的无边迷惘的苦海。
“我也寄了些小书小画册给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大照壁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空作业。”那幅画如今已经具有“文物价值”。几年前我去凤凰，五先生黄永前还向我展示过二先生的那幅“旧作”。
在20世纪的世道变迁中摸爬滚打，他们各自的经历都无比复杂，像黄永厚先生说的：“我习惯了朝不保夕的日子，还真没想到有更悲惨的世界等着我”。未曾了却的，或许就是那一份牵挂。那次，我带了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去凤凰，准备先斩后奏，拍一点黄永玉的影像资料。行前，在北京，我给他打电话，说我要去凤凰。我代张（仃）先生向他问好。他说：“能不能约几个人一起来？”我问：“谁？”他说：“苗子。”我说：“黄先生腿不好，不好走。”他说：“李辉怎样？”我说：“他忙。”他说：“老二怎样？你陪老二来吧。”他想念二先生。
那次我和央视诸君经张家界先行抵达凤凰，北京的画家风子陪同黄永厚先生乘火车到湘西。我们几乎同时到达。在玉氏山房，我第一次同时见到他们。这种眼福，真不可言喻。那天的玉氏山房太热闹了，一二十人团团转，像个舞台。人群中有两个主角，人再多也看得出来。
凤凰的面目几乎与他们各自离家前一模一样。快八十年的时光，倏忽不见了。
后来，在万荷堂，春天，他们各自躺在躺椅上，在桃树下，闭目养神。花瓣在风中飘落。
那是另一种的浪漫。
二
黄永厚先生家住北京通州一幢普通居民楼。他的生活简朴至极。
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
院内不许乱停车。如说是找黄永厚先生，看门人会网开一面。
黄永厚先生的淡泊，圈里几乎尽人皆知。他向来深居简出，不好热闹。有时与学界老人混混。但近来也聚得少了。老人们的聚会令他伤感。他说：“每次聚会，都会少一个人……”王若水、郁风、牧惠……一个一个，排着队走了。我还记得与他们难得的几次相聚，有李锐、李普、蓝英年、牧惠、邵燕祥、陈四益，还有江青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大家叽叽喳喳，说说吵吵。如今，年纪日增，永玉先生爱引用胡风口号诗：“时间，前进呀！”大家却躲在自家屋里，成为惰性物质，不愿与时俱进，这种聚会，已是无法重复的记忆了。
有一次，某画家在美术馆办展，黄永玉先生到场了，美术馆的陈履生在给韩美林的电话里说：“除了黄永玉先生外，这里还来了一位平时不大出动的人……”没等他说完，韩美林就揭了谜底：“永厚！”可见他这一癖性是在圈子里出了名的。
黄永厚对“宣传”了无兴趣，几乎从不办展，不出书，这一点，让许多人看得着急。难怪永玉先生屡次催他，也难怪大家偶尔认错人。范曾曾经对黄永厚先生说：“你太穷了，我介绍你去日本办画展吧，不过，你画李白就李白，杜甫就杜甫，别从他们身上扯远了，他们的汉学家就那么点功力，不要为难人家了。”但黄永厚先生对范曾的好意不以为然，他想：“李杜我又不认识，不从他二位身上挖点东西出来，又画什么呢？”这注定又是一趟削足适履之旅，永厚先生放弃了。据他本人透露，自上世纪70年代那次画展之后，他就已经看穿了所谓画展的削足适履的本质，对办“个展”兴味索然了。
“画展中的一个上午，来了一对农村新婚夫妇。两位衣着光鲜，笑语盈盈，这在文化大革命肃杀之气还未退尽的时候很是抢眼。我一想，坏了，我的任何画里都没有‘祝你快乐’的内容，便赶快上前好言相劝：‘介物事勿好看，侬勿要看伊！’同时指了指画廊里面。但两位不依，那位男士把受阻看得比上当还严重得多，白了我一眼，自愿买票入场。我当然心里有数，手里捏着一毛钱（两张入场券的价格）等候在出口处。果然，两位不到三分钟就把四十张画看完了，几乎是跑步转了一圈就出来了。还毫不客气地开骂了：‘啥物事，勿好看！’这种情形在我意料之中，便笑着把票款奉上。那位男士气犹未消，挡开我的手说：‘阿拉花得起。’尽管这样我还要感谢他二位给我上了一课———我的画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不久又来了一位干部，派头十足，只欠了几个吆喝的衙役。他转了半圈，忽然回头问我：‘你画的？为什么这样画，为什么要写上许多字，工农兵能懂吗？’来者不善嘛，但对我这个吃过二十多年粉笔灰的教书匠来说简直就正中下怀，我给他先背诵了一段恩格斯语录：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会失去意义。接着问他：‘你就是工农兵吧？我没有当过工农，只是转业军人，这是我当先生业余时间画的，你不懂不学也不问还有理？革命导师哪一位教你不懂不学也不问还有理？还要挑别人的错，还要别人为你的不懂不学不问负责任？’说话间他已走到出口处，这时旁边聚集的一些观众哄堂大笑。”
这事有点老黄历，不过，即使今天，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众（即从前的“工农兵”）需要寻找的某些东西，艺术家并不负责提供，艺术，从来都不是根据大众的订货而生产，并且，艺术价值永远与市场行情无关。供销两旺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大众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作品，而作品，也找不到它们需要的观众。如同一位学者说的，“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是灵魂的西伯利亚：寒冷、凛冽而又含情脉脉———即使是商品生产者号称自己的产品如何人性化、如何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努力迈进，事实最终都会证明，那不过是商品生产者处心积虑之中，终于为产品找到了能够且必须更新换代的合法性。”商品运营术在艺术领域锋芒毕露，许多“艺术大师”不如被唤作“艺术运作大师”更为贴切。凡是依靠市场确认自身价值的艺术家，大概都是缺乏自信者，因为除了“市场”以外，他们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得首肯，而大众，除了金钱以外，也找不到其他方法表达他们对艺术的热衷。叔本华曾在一家餐厅里说出了他的名言：“在这个餐厅里如果有人进餐时不谈金钱，我就把我的金币送给他。”我从未从黄永厚先生那里听到过他对此有任何非议，但我能够感受到他的不屑一顾。他的孤傲中，包含着一种顽固的自信。这是一个令人大呼过瘾的老头儿，像他这样倔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已成珍稀品种。
《中国国门时报》 ● 祝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