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菲娅到猫头鹰

　　          ——往事记趣与断想

　　

　　1988年的初夏的一个夜晚，山西大学教学主楼101教室突然停电，只有烛光阑珊，人影憧憧。几十名师生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活动。时任系负责人的武高寿先生不无机智地说：自然的灯光消失了，但智慧的光明却照亮人心。他的话引起一片掌声与笑声。是次学术交流乃起因于某报一文云：西方哲学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充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举国共讨之。然而，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和哲学自身一样古老，也是难以破解的司芬克斯之谜。这个问题，几乎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全部哲学全力以赴解答的问题——然而终于没有一言独尊，这就是哲学的品格和魅力。

　　那次小型学术讨论之后，几名热烈而沉思的青年打出了一个旗号——“索菲娅学盟”，其实，她是没有任何定型的组织，不久便夭折。

　　不料差不多十年之后，哲学系学生又创刊《猫头鹰》墙报和学刊。二者间可以说有一种承继关系。《猫头鹰》似乎比索菲娅更趋深思、成熟、理性。几名热心索菲娅的青年,有的已成为哲学博士。

　　何谓“索菲娅”（sophia）？在希腊语中，它是“智慧”（wisdom，尤指神的智慧）。哲学（philosophy）一词，即指爱智。 Philo­-表示爱好、亲善、追求。

　　智慧是可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它可为而不可恃。它是存在（是）的问题，而不是可拥有的事物。我们只能爱慕和追求，而永远不可唾手而得。职是之故，西方哲学二千多年，几乎没有进步、成功、收获与喜悦可言，以至今天学习哲学的人必须先从希腊哲学学起不可。哲学没有答案，没有进步，也没有实用价值。数理化有教科书，有教案，有标准答案，唯独哲学不应该有教科书和定论。教科书和标准答案是对思想的限定。思想一旦被限定，就好比进入死胡同。哲学的表演没有脚本。照本宣科的哲学是死哲学。哲学乃是生命的跃动。它是生命的展现与流露。

　　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可以不学物理学史、化学史或生物学史，但哲学系的课程归根到底就是哲学史。哲学没有进步，因为哲学没有答案，没有结论，没有定律，只有问题。学哲学就是重温古老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给你填塞一个答案。治哲学的人要不断返回希腊源头。这正是哲学的福分。功夫在诗外，哲学在书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中国哲学，要从阅读西方哲学开始。

　　哲学家的爱智乃是做智慧的情人。他害单相思，永远求之不得。但谁又能说，“追求”的过程不是美好、愉悦的呢？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和享受。也许，追求到手便索然无味——然而哲学毕竟没有最后的标准答案。哲学是过程。哲学乃探求与思索本身。

　　同科学相比，哲学有其显著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哲学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科学的高度发展，并没有取消哲学探根究底的求索。这是因为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应当在科学与哲学，知识与智慧之间划一道界限。

　　科学是说明（explanation）如何（how），哲学是解释(interpretation)为何(why)；

　　科学说明事物的外部联系，科学向外求真，哲学解释心灵的内部情感，哲学向内立本。说明是客观的评价，解释是主观的同情；

　　科学唯物是问，唯外是从，科学见物不见人（人也是物），哲学唯心是务，唯我是尊，哲学见人观物（人不同于物）；

　　科学是精确的、明朗的、分析的、间接的，借助媒介，肢解对象，哲学是朦胧的、笼统的、综合的、直观的，洞悉底蕴，不假外求；

　　科学重结果，所有科学都是唯成果是论，哲学重过程，一切哲学都是过程哲学；

　　科学告诉我们如何疗救，如何杀戮，哲学告诉我们为何疗救，为何杀戮；

　　科学提供手段，哲学重视目的；

　　科学重视个体分析，哲学讲整体综合；

　　科学重事实，重描述，哲学重意义，重价值（终极意义导致宗教）；

　　科学探讨事物的外部功能，对大自然无所偏爱，冷漠无情，哲学追寻事物内在联系，怀悲天悯人的恻隐之心；

　　科学把握空间事物，哲学同情时间之流；

　　科学是知识，知识乃分门别类，哲学是智慧，智慧乃综合统一；

　　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如何观察事物，并寻找解决手段，哲学智慧提醒我们如何评价和协调手段；

　　离开哲学，科学是盲人，离开科学，哲学是跛子；

　　总之，科学给我们以知识、手段、方法，哲学给我们以智慧、目的、价值；

　　科学效法自然，自然一去不返，哲学师从历史，历史周而复始；

　　科学要我们看——观察自然，哲学叫我们听——聆听奥秘；

　　科学揭示规律与手段，哲学洞悉神秘与目的；

　　几千年来，科学阔步前进，哲学却原地不动。智慧似乎没有进步可言，以致我们不得不经常回到希腊哲学源头。哲学智慧也没有实用价值。然而，人类不能没有智慧。智慧与知识是并行不悖的两根铁轨。舍此，人类文明的车轮难乎前行。我们时代太重视科技实用知识，而鄙薄非实用、无功用、喜玄想、人文智慧。然而，寂寞黄昏中，我们依然看到猫头鹰那智慧的眼光在搜寻着什么。值得庆幸的是，在经济大潮中，依然有人乐此不疲地从事纯粹理论抽象思辨。

　　弗·培根说；“先求心灵上的宝物，其余的不求自至，即使不至也不感到缺乏。”哲理不叫我们富贵，反叫我们卑贱——卑贱者最自由。

　　中国古代屈原的《天问》，可以说是心灵探根问底的真正冲动。这也是哲学的开端。然而柳宗元却写了《天对》——他“替天行道”，代天作答。我始终认为，《天对》远不像《天问》那样传世和引人入胜。《天问》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提出宇宙最深邃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要一直问下去。哲学就是询问、疑问。哲学的标志永远是“？”，而不是“○”。哲学的问题可问而不可答。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永远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智者所能提出的问题比蠢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重新提出问题，乃是对先哲的问题的真正回答。我们若不“离经叛道”，就不要冒充先知，贸然作答，而应当以问题对问题。

　　威尔·杜兰说：哲学的探险一旦产生了可用定理表达的知识，这知识便不再属于哲学了。哲学总是把她的产儿送人，自己再去生育。或者说，哲学是不结果实的花。科学却是源于哲学的假设，而归于功用。哲学总是对于未知领域的假设解释，是“围攻真理的第一道壕堑”。哲学提出假设，比科学验证假设更难。科学在已经被哲学攻克的领土上圈地耕耘，哲学却又去开辟新的疆域。然而，哲学的无上乐趣，乃在于“了悟之乐”。高处不胜寒。雄鹰的翱翔正是靠了冥空幻雾升腾的力量。

　　中国古代认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始终认为，哲学教师的职事永远不应当是传道、授业、解惑。哲学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教师者，所以提出问题者也，他教学生提问题。他自己绝不是先知和算命先生，也不是解谜老手。在探索道路之前,并无“金光大道”。哲学教师者，集众惑之大成，又怎么可以解惑呢？他自己被称为先生，乃因为他胸中的郁垒竟是一大团比学生还多的疑问。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可以解答一切问题。古代哲学乃是对话。老师的答案通常是反诘。据说希腊先哲的授课方式就是对话。他像接生婆那样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顺产”，而他又对这些问题报以问题。接生婆接生的是一个大“？”。希腊哲学乃是问答哲学，或曰“问-问”哲学。如果“先生”没有疑问，他便枉为人师。他善为人师，乃因他比学生更无知，疑惑更多，更乐于提出问题。

　　然而，中国哲学的“天问”，是向茫茫苍天提出的宇宙究竟至极的创世与末世问题。哲学难道真的不是向内求心而是向外问天（“天问”即“问天”）吗？我以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乃是反躬自问：人是谁？人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哲学乃是 “认识你自己”。哲学关乎人自身，而不是关乎昊天。真哲学不是“天问”，而乃“人问”，即“问人”、自问。你不可能期望从别人或宇宙得到答案。

　　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就是“人是谁？”，“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真正回答是：“我是谁？”，“我是什么？”。这种反躬自省，乃构成一种沉思默念，一种玄览静观，一种忏悔反思。

　　因而，哲学系的系徽应当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不应当是满面春风，而应当是满腹狐疑。他有永远解答不了的问题。他总在思。哲学从而就是穷根究底，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人是谁？”，“我是谁？”，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的根本问题“根本”不是“科学是什么？”。如果要问“科学是什么？”，那也只能先问：“科学对人而言是什么？”。然而，这又回到了“人是谁”的问题。“我是谁”的问题是关系到我自身及我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夜阑人静、扪心自问时才临到我的。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繁华闹市，你想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那时，你不是“我”自己，你是他人，你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样品。当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时，人陷入两难境地：他既是发问者，也是被问者（注意：不是回答者！）。他拷问自己。这个问题引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而不是答案。

　　有一位西方教授作完报告，开始回答学生的提问。一个中国学生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洋教授说：“Yes, I know. But, what is your question?”不会提问，没有问题，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失语症”。我们应当时时警戒：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有人说：我缺乏知识，所以提不出问题。然而，必须清楚：问题是智慧的流出，而不是知识的产物。问题来自人生，智慧属于求生存。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可能没有问题，因而未必有智慧。

　　于是我们就有了象模象样的《猫头鹰》。猫头鹰不是先知先觉，他不是春天的使者，他不是报晓的雄鸡。他也不明察秋毫之末，见微而知著。他不登议事厅，也不戴光荣花。他在夜色苍茫中起飞，这表明他的迟钝。他怕光明，怕热烈，怕喧闹，怕嘈声。他没有婉转的歌喉，也没有漂亮的羽毛，他不报道春的信息，也不身披万道霞光。他没有成群的伙伴，也不迫击长空。他的声音招致厌恶。但他是智慧的化身。猫头鹰是丑陋的，但在万籁沉寂时，它便成了黑夜的使者和哨兵.它并不像百鸟朝凤那样集结成群，它是孤独的。在英语中，猫头鹰指表情忧郁寡欢，严肃而略显迟钝的人。作为哲学的“猫头鹰”，他所思考的问题，乃是匪夷所思。今天，《猫头鹰》已不必秉烛夜谭。它是精致的铅印本，设计美好，总与全国各大学交流。值得欣喜的是，它的文章主要出于学生的手笔。它总在沉思。它在沉思中把握世界。它的思，是没有答案的思。它的风格，它的语调，总应有些“非钻仰者所庶已”的特立独行的天然异禀才对。

　　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中终末和结尾看现实。有始有终，终极关切，就是从终结观察现实。总要曲终人散。但从终末来观察，筵席就有了意义。从终末看现实，现实有意义。现实的意义不在于武功赫赫。中国哲学谈论经邦济世，经世致用。这恰恰违背哲学真谛。读书写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但却是不朽之盛事，哲学不是经天纬地蒋经国蒋纬国，而乃闲情逸致也。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于山西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