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封题为《成都恩威被传免缴7000万税款 惊天偷税大案难道要一洗了之？》的帖子在网上流传，网友反应强烈。但事情并未有什么进展。1996年，荣金明等人举报成都恩威集团偷税漏税等恶行，引起中国总理朱镕基的愤怒。查处结果令人震惊：成都恩威集团利用假合资、勾结腐败税务官员制造假税务文件和造假帐等手段，在一些官员的庇护下，偷税达一亿多元。恩威偷漏税案成为当年轰动全国的五大税案之一，国家税务总局勒令该集团补交一亿多元税款。举报人、四川资阳市人大代表荣金明，十多年来却备受打击，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3月4日，他获悉，在恩威集团只交了3000万元税款后，两年前，相关部门豁免了恩威集团应交的7000万税款。按国家税务总局一位退休官员的话说，任何机关无权免除应交国库的偷漏税款。他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为何就没有人管？偷漏税者逍遥法外，举报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荣金明的疑问指向国家财政监管。多大的事情最后似乎都能不了了之。

事前监管更是一路荆棘。两会前夕，公众普遍期待能对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政府投资进行监督，最后却被轻描淡写一笔搪塞过去。出自纳税人头上的钱怎么花，却不容纳税人说话。第六期《南风窗》杂志发表王灵俊的文章指出，政府自己决策、自己分配、自己实施、自己监督，难以服众。该文介绍了美国的做法，意在提供借鉴：伴随美国庞大经济刺激计划的，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监督措施。一是，任命一位在铁腕治吏方面声望卓著的前高官，领导一个独立机构——经济恢复计划透明与问责委员会；二是，建立一个专门网站，及时公布资金去向。网站首页有这样一句温暖人心的话：这是你们的钱，你们有权知道钱去了哪里、被如何使用的。

好像是为了给上文泼冷水，第十一期《南方人物周刊》特意推出了一篇税收十问：为什么民众不以偷税为耻？回答问题的是《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主编、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岑科。他在答问中说，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请注意他的断语：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他认为，中国现行税制体系有两大弊端：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征收来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的仅占税收总额的25%，大都被政府自身消耗了。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和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答问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越来越多的人报考公务员，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

好多人以为政府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主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个拯救经济方案上，以为有多少多少钱刺激就能度过难关，重返上升通道。身处潮头的杭州市市长蔡奇，却敏锐地发现了事情的本质。他认为，企业才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力量。第九期《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对他的专访。他指出，政府投资并不能带动企业投资，企业才是投资的主体，“大部分企业目前都还没有投资的欲望”。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话印证了他的判断：政府应该关注如何更好把企业家精神、信心发挥出来（见第五期《中国企业家》杂志“复星的反周期之道”一文）。

中小企业日子难过。2007年个体企业减少135万户，去年倒闭的大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税赋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减负，却有不同的路径。有人把目标对准了新《劳动合同法》。第七期《凤凰周刊》卷首语指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带来了两大伤害：干涉了自主用人权，增加了用工成本。“不能让着眼于血汗工厂这类小概率恶性事件的调整，同时改变了所有企业的生存状态”。他的雄辩逻辑是：企业倒闭了，还怎么保障职工权利？第十一期《瞭望东方周刊》针锋相对，推出了《后<劳动合同法>时代企业成本调查》。记者的调查表明，一般企业因规范用工而增加的支出，最多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1、8%。北京市人大代表、《劳动法》起草人之一强磊说，在执法检查中，没有发现一家企业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而倒闭。报道的结论是：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主要不是由《劳动合同法》造成的，引入豁免机制没有必要，修改法律缺乏理由。

两种因果关系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直处于生存与救亡主题下的中国人，习惯于迁就现实需要，而疏于或不愿意进行制度建设，有了法也不去实行，而时时想着变通或改弦更张。糟糕的生存更易于成为改革的绊脚石。稳定的需要压倒了对公平与尊严的追求与承诺。怕付出代价，结果一定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人为本说起来容易，一碰到事情，立马就变了味。企业固然不易，但劳动者普遍悲惨的状况不值得我们去关注吗？《劳动合同法》仅仅把属于劳动者的权利归还给他们，企业主的利润空间略有减少，就有那么多看上去忧国忧民的专家学者痛心疾首，他们的屁股真的不愿坐在穷人一边啊！

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提出了一套折中方案。他在第五期《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不妨考虑就业券》的文章。文章认为，未必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因为市场会自发调节：工价不同，就业量也就不同。他建议，在法规的框架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工价与就业量的机能。具体做法是：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定的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如果低于法定水平，则由政府补贴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想的不可谓不天真，在工会缺位的情形下，工人的议价能力只能达成低于法定水平的协议，政府需要发多少就业券才能补上这个窟窿？

全球裁员风起云涌。第五期《IT时代周刊》报道，全球IT业中已经或将要丢掉饭碗的人，足以填满一座中等规模的欧洲城市。观察家发现，情况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危机正迫使企业静下心来审视自身在繁荣时期的生存思维。他们并不是一味裁员，而是寻求替代裁员的良策。企业更专注于创新，也更乐于共享。更乐观的声音也出现在该期杂志“领袖观点”栏内。“对于未来的IT产业，我仍然是乐观的”，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高群耀分析说，理由有两个：一是，IT、互联网、电信和传媒正在融合，这四个产业的融合会带来新一轮商机，改变人们的生活；二是，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战略没有丝毫改变。

韩国人在大规模撤离中国。第九期《第一财经周刊》报道，北京与上海的两个韩国社区望京和古北，陆续走了数万韩国人。部分韩国人选择离开的原因是：韩元贬值，生活成本上升；一些韩国中小企业破产；公司取消或缩减外派。对韩国企业倒闭的原因，“在中国韩国人会”会长郑晓权除了归结为物价上涨和劳动成本增加外，还特意指出，这些企业在金融危机来临前没有打好生存基础。报道由综述和一篇上学母女的人物特写组成，很难揭示自己所给定的题目：危机下的国际社区。读者看不到国际社区的图景，看不到他们的生活，更嗅不到一丝文化的气息。他们只是一些可怜的经济符号，不跟这个所在国的人们发生任何精神上的联系。很自然地，报道里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声音。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逆境中的智者。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提出了著名的“反周期之道”。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周期，更要学会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在周期下生存，与周期共成长”。他主张坚持价值投资，抓住不断涌现的产业机会，在别人“懦弱”的时候，勇敢地准备“捕鱼”。具体而言，便是抓住资产价格暴跌的机会，趁低换牌，对冲投资，投资一些弱周期、现金流好、抗跌性强的轻资产。

马云比郭广昌更激进，“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三联生活周刊》本期的《马云扩张与新兴B2B们的另一个阿里巴巴梦》一文披露，今年三月初，马云带领众多高管前往美国扩张人脉，他在旧金山发表以上宣言。阿里巴巴总裁卫哲说出了马云狂言后面的理由：最危险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如果经济学家谢国忠听到这句话，很有可能表示不同意。他发表在本期《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断言，“现在已经到了20年泡沫期的终结时刻，以资产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终结时刻，也是IT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生产力红利的终结时刻。”他用一句看似矛盾的表述预言：事实上，当前危机的最终底部也许在2010年。他已经对了一次，但愿他这次不再那么幸运。

反全球化浪潮一直未曾停息。早就有人看出了资本主义的阴招：以“欠发展”理论矮化亚非拉国家，用所谓的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困和精神奴役。“资本主义关系的广度已经伸展到全球各个角落，深度已经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把闲暇、信仰、家庭关系各种私人范畴通过商品化的手段纳入日益庞大的监察操控之内。”第三期《读书》杂志头条推出《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一文，为读者介绍了两位反全球化的智者和行动者。

浩达神父和阿明教授1997年成立“另类实践世界论坛”，1999年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策划，以“世界社会论坛”对抗“世界经济论坛”。从2003年起，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试图构建“亚非拉”视野，拒绝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该文作者这样解释“亚非拉”运动的目标，“要开辟新的人类社会的关系，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打造新人”。说白了，就是要寻找另一条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他并不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寻求共处之道。

在这样的日子里，马克思的著作又一次照亮了地球。

本期《凤凰周刊》还报道了大陆军事研究部落的现状。在受限的环境里，一些人沉溺于血与火的意象里，体味不可捉摸的结局，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专业性的追求令人起敬。大陆铺天盖地的战争片和小说，跳不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藩篱，没有对生命的怜惜，看战争写战争就是寻热闹或所谓的豪气。我们要特别感谢《三联生活周刊》，在本期的《重访历史系列》里，“军神”刘伯承对孩子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指淮海战役为何打得如此漂亮），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有这么一段话，刘伯承就把自己与那些至死津津乐道战绩的嗜血军人区别开了。

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