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段当兵的历史

开原市国税局李荣安

也许是源于军人那象征身份的军装，也许仰慕他们身上那独特的气质，也许“军人”二字在我孩提时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许……  自己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是我梦昧以求愿望。

1975年12月，正是大雪天，征兵工作开始了。我想机会到了，这次也许是自己命运的转折。据说这次兵是国防科委的，驻在北京，后几天又说是兰州的。这次接的有文化兵，有普通兵，文化兵得高中以上文化。我当时想，不管是哪的，哪怕是云天涯海角我也去，而且发誓穿一辈子绿军装。

1976年1月16日清晨，应征青年到医院体检，真是一切顺利，哪都合格，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体检结束后，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合格的，都吃得扛香，没合格的，就吃不下，有的甚至没吃就回去了，而我都没够吃。很显然，心情不一样，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3月4日，阳光明媚，风和日立，我们从公社出发，乘坐“辽宁Ⅱ”卡车，到开原二中操场集合。之后，编队分班，一个班十个人，我在五班。中午12点我们就上了火车，运我们的是拉货火车，人们习惯地管它叫“闷罐”。火车走的是北线，速度相当的慢。进入甘肃境内后，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尽是大沙漠，千里不见人家。快到兰州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不是去兰州而是去新疆，一路上，吃饭都是在各个兵站，新兵一下车，看吧！绿压压的一片，厕所不够用，就在路基上大小便，男左女右。火车在前进中如果谁要是大便实在憋不住，就把车门开开，由两个人拉着，屁股朝外进行。在兵站吃饭，班长管打菜，因为人太多，行动慢一点就有吃不着的危险，都是争先恐后地抢，有时秩序很乱。火车运行了八天七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也不知道是什么车站，下车以后才知道这个站叫吐鲁番车站。之后我们又坐上了大卡车，经过六、七个小时，来到了部队，这时时指下午6：30。

第二天才知道这是气象处的一个训练队，我们要在这里要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又重新编了班，我在二班，班长是75年度老兵，我任副班长。这两个月的训练是共同科目的训练，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到老连队后还要业务训练。在这两个月的训练中，非常艰苦，也非常累，吃的也不好，每天一顿粗粮，是玉米面发糕，高粱米饭像砂粒一样硬，副食也不好，吃馒头和包子时，我能吃五、六个，有的人吃八、九个。

共同科目的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气象室的电传站。工作任务就是为填图组提供气象资料。不站岗不用枪，就是穿军装的“工人”。刚到一个新的单位，总有个新鲜的感觉，因此干劲十足，积极性和热情也非常高。学习业务力争上游，勤学苦练，练发报质量和速度，总是在上游，但没有取得过第一。业务训练一个月后，跟老同志值班，又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独立值班了，两人一个班。我为了进步，学雷锋，做好事，大小劳动都走在前面，早晨比别人起得都早，打扫厕所、室内外卫生：扫地、拖地都抢在先，学习室和走廊让我擦得铮亮。后来，我起床后发现厕所已经有人打扫了，于是我就比他们更早一点起来。每顿吃饭后，我们都最后走出饭堂，打扫饭堂卫生。拖地的拖把不够用，我就到处捡破布，回到营房自己扎拖布，一扎就好几把。部队领导都对我好，年底评奖，保证有我，我是连队第一个入的党。打扫侧所都争先恐后，你早我比你还早，很怕抓不住做好事的机会。

76年9月2日，执行“9.3”任务，我们这个单位负责气象资料的收集和发送。“9.3”任务是平洞试验，就是把原子弹放在山洞里，然后再回填爆炸。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原子弹的爆炸，有说不出来的感觉和兴奋。

1977年7月16日，和老兵们到天山采雪莲。雪莲生长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并且都在高山的背坡，它能治几种疾病。从凌晨2点钟开始爬，到上午10点钟才能到目的地，一到山上，看到那白白雪，就如到了仙境。采摘两个小时雪莲之后，12点开始下山，到营房也就是下午6点多钟了。

那时部队有菜地，又养猪，体力劳动也特别多，我都是拼命地干，挖地、种菜、运菜，我都是主力。为了解决猪饲料，部队号召干部战士打猪草，每个人都有任务，我和两个老乡总是在一块干，毕竟是农村出来的，有的是力气。因此，我们打的猪草总是比自己的任务尤其是比别人超出很多很多。往回运时，都是用手推车，那活可是真累呀，有时累得通身是汗，常常赢得领导的赞扬。

1978年1月5日中午饭后，教导员正式通知我，我被调气象总站任放映员，首先到政治部学习，之后才能正式上岗。

我们的任务是为场区的各部队放映电影，我们用的是解放103提包机。部队为我们配备一台北京牌吉普车，一般都是隔日有任务。部队驻地点一般都是一百华里以上，有的二、三百里。在一个最远的地方，常驻着警卫团的一个班，只有8个战士。去那里，没有油漆路，全是戈壁滩自然行成的“搓板路”。正像鲁迅曾说过那样“天下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就行成了路。”那里的自然条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恶劣。高温少雨，早晚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地表温度五、六十度。真可谓：“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盆啃西瓜。”方圆几百里没有植物，没有生命。人们形容它：“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那地方没有井水，更谈不上自来水。一切用水都要用水车到外地去拉，住的全是丈棚和地窖。我一带就是几部影片，去一趟，就放上一天一夜。

那时，我们部队近处没有理发店，所以就大家互相理，政治处副主任齐润禄理的很好，他经常给我理发。1979年3月的一天，政治处副主任在我宿舍给我理发时说：“荣安你想当官不？”我说想。“你明天到卫生队检查一下身体。”第二天我就到卫生队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身体。当时我想部队提干就这么单间？其实不然。实质上，这已是党委研究决定的了。过了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就通知我，我提为电影组组长（正排级，行政23级）。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标志着我成为了国家干部，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彻底摆脱了农村，告别了黄土地。在收入上也是一个飞跃，从每月10元的津贴到64.40元。我从当兵那天起就想提干，好像是野心。不过也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领导通知我的当天，我就写信告诉爹妈和哥哥、姐姐。等再发军装的时候，我就是四个兜了，还发了皮鞋，也配备了干部所有的物品。

我第一次探家，是坐勤务连的拉煤车到火车站的。就享受干部待遇，买的是卧铺。坐上了卧铺，真是思绪万千：三年前来部队时坐的是“大闷罐”，车厢下还有个大窟窿，正好对着我的后背。三年后回家时坐卧铺，这多么大的反差啊。这一质的变化，象征着部队培养和自己的努力。经过三天三夜，到了北京，北京虽然离家还很远，但到了北京我就感觉到了家一样。这国家的首都，祖国的心脏，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能够到北京，是我一生的愿望，在小的时候那简直是天方夜潭的事情。

1983年春节过后，部队搞灯展。那时部队第一次搞正月十五灯展，过了初五我就和一个放映员着手准备，具体制作什么样的灯，我心里真没有数。但是我想做什么事情，既然做了，就要做好。这个灯不能太普通，要有特色，独出新裁，而且既要有声、能动。于是，我就绞尽脑汁设计，后来想出个灯样——电视灯，灯样的内容是《猪八戒拱地》，灯样定了后我就和这个放映员开始制作，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常常忙到深夜。灯展那天，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结果得了个二等奖。

过了一年，我被提为政治处保卫干事。在我当保卫干事的时的某一天，我接到参谋长转来新兵连报案：勤杂班窗户被撬，被盗4件大衣，7顶军冒。基地保卫处指示我部立即派进去一个人配合破案。这一天，我正发高烧，达39度，加之家属还在这正在打青链霉素。按常理说，当时我家属临时来队，不应该让我进场了，但实在是没办法，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她们娘俩在家，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就找部队的一个女兵给她们母女做伴。这样，我就带着病进了场区，到了以后立马投入了侦破战斗。我一天都没休息，在技术总队卫生队打了几针青霉素，经过仅仅10天的时间，就全部破案了，我部战士被盗的东西找到了，以后又破了一些串案，案值一千余元。

……

1988年4月，部队裁减，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我穿一辈子军装的理想破灭了。斗转星移，一晃19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部队的培养。部队确实是个大学校，部队的生活对我转业到地方和今后的工作生活都有很大的教益。工作能力、领导能力、文学休养、待人处事都是与部队的锻炼分不开的。我曾被铁岭市委评为优秀党员，我所领导的税务所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2004年“八一”前夕，铁岭电视台在《创业先锋》栏目中，以《大山里的税官》为题播放了我的事迹。每当我回忆起短暂的军旅生活，我都为自己有一段当兵的历史感到光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