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还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然后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1月27日，红军分三路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看到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周恩来、朱德等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以红3、红5军团为作战主力。28日凌晨战斗打响。然而，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却无法取得预期的胜利。相反，局势越来越不利，红军的阵地险些被敌军攻陷。原来是情报有误，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敌军不是4个团6千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战幕。

　　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到了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立刻命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南北沿岸的防务，严防红军渡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形势表明，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难以实现。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南下，进到长宁以南、扎西（今威信）以北地区，转入短期休整，待机破敌。2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川军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他说，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在扎西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总责，接替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和红军中失去了统治地位。

　　蒋介石发现红军集结在扎西地区后，又急令滇军孙渡部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向古蔺、叙永进击，又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北上，将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红军应利用这一战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2月18日至21日，正当敌军向扎西逼进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向黔北进军了。在此后短短的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生气地说，这是“追剿”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毛泽东兴奋异常，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看到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失手，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于3月2日由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剿”。

　　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张网而来，中央红军由遵义向西开进。这时，林彪、聂荣臻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3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进行专门的讨论。

　　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出一条教训：作战如果总是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怎么行呢？他建议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于是，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作战。这样，毛泽东有了更大的指挥权。

　　蒋介石在扎西扑空，发现中央红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便又迅速命令各路“追剿”军，紧缩包围圈，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以东地区。毛泽东一看便知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故伎重演，遂将计就计，故意在鲁班场地区徘徊寻战，以引诱更多的敌军前来围攻。当各路敌军被调动之后，即命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调动敌军西进，尔后再乘虚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调出滇军，乘虚进军云南，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红军多为白天渡河，并且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以示北渡长江，调动敌军西进。

　　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后，蒋介石果然中计，急忙调整部署，企图聚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 当各路敌军被调动西向之后，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立刻掉头东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返回国民党兵力空虚的贵州境内。

　　“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常态，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那一次次忽东忽西、似向北又向南的运动，令国民党军不知所措，哀叹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倘佯，摸不着其企图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忽东忽西、似北又南的运动中，毛泽东将战争的主动权从蒋介石那里夺回到自己手中。红军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

　　当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吃惊！他急令云南省主席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同时，严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逼近贵阳的目是要调出滇军，让出通道，使红军有西出云南之机。蒋介石果然再次中计。

　　就在蒋介石还没有弄清红军的意图之时，红军于4月底又出现在昆明城下，蒋介石甚感意外。当时，云南的精锐之师已调往贵阳“保驾”，昆明城内空虚，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又远距红军3天以上路程。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使龙云、蒋介石相信，红军要乘势攻占昆明，从而迫使他们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巧渡金沙江闪开道路。担任佯攻昆明任务的红军，把“活捉龙云”的口号喊得山响，引得昆明城内一片惊慌。

　　龙云上当，急调各路滇军齐奔昆明，金沙江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地带。5月初，毛泽东抓住时机，兵分3路直扑金沙江。到了金沙江，中央红军由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花了6天时间，2万多人的部队由皎平渡等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远远抛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