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
——读杨子诗集《胭脂》
我熟悉杨子的诗歌。不过拿到他的诗集，我还是吃了一惊。杨子诗集取名《胭脂》，这与我印象中他诗歌的质地和气息完全不同。有了这个疑惑，他的诗集我读得格外仔细，里面虽收录了一首同名诗，但我不能把它看作是诗人正面的回答。
一个从未抹过胭脂的人，他所说的胭脂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胭脂一定是趁他毫无防备时，猛然敷在他脸上的，他即使挣扎、清洗，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抹润膩与桃红。我想起齐泽克有一本书叫《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突然理解了胭脂就是这样一种主义。在这个国度中，我们的所见所想其实都被这胭脂主义涂抹过，看习惯了，我们倒忘记胭脂下还藏着一副怎样的愁容。
胭脂主义听来像一个妖娆的幻像，似乎它只掩盖了某种真实。其实远非如此，它活生生地构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虽然它不再自称掌握真理，也不用任何借口，它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对好处的允诺。胭脂主义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伪装，所以它不用任何别的掩饰。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假象，但没人会站出来指证它，不仅不指证，还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人人脸上都涂上了这层红晕，有这样的容颜，人们才能肆无忌惮去捞取最后的好处。杨子对这样的现实心知肚明，所以在诗集的终场诗中，他用异常冷静与理智的语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清醒者的立场：
我无法拿出心中的宽恕给你们看。
你们只看到我愤恨的表情，
那是时间抹在我脸上的灰暗的油彩，
总有一天它会无声地剥落。
我和那些“一个都不放过”的狠人朝夕相处，
反倒变得温和了。
我和那些和我一样戴着假面的人朝夕相处，
我也和你们看不见的朝霞和白羊朝夕相处，
我的假面并没有将我变成时光的囚徒。
胭脂主义使每个人都戴着这种假面，无人能够幸免。它使人们丧失了笑声，丧失了讽刺的超然，它使人们沉浸于官方话语的教条，连愤世嫉俗也被扭曲为一种交换行为。在这样的处境下，任何选择都不可能被严肃对待，道德可能被看作放荡，真理可能被体验为谎言，正直可能被视为虚伪。我们的脸庞只有冲向屈辱活着，如果不戴上假面，人们就会把你送进疯人院。或许胭脂主义什么也做不了，它只是防卫性地遮住了我们眼前的“朝霞与白羊”， 它只是将我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驱赶出去。所以，坚守内心的诗人在众人的眼中反而成了一个“痴人”：
痴人嘴里念着“国家，民族，人民”，
他不知道这几个字就像伪造的宝石，抽空了血液的身体，
早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被奴役的真相，是诗人不愿遗弃的现实，他要在内心重新清理这盛大的凌辱与毁灭的历史。正是对胭脂主义的诗意发现，给杨子带来了一种非凡的诉说。他诉说冷漠，他也诉说疯狂，他诉说梦魇，他也诉说罪责，他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禁锢与自由的冲突。杨子的诗是沉思者的诗，克制、精确、不动声色的气质，把他和所有的诗人区别开来。他所命名的胭脂主义就是豺狼之道，他在那些偏离常规的意象中，他在那些充满了警觉的叙述中，表达着他的控诉、他的言外之意。甚至那些豺狼在争斗中也死去了，剩下的只是越来越多的蟑螂。
胜利的一定是蟑螂！权力也属于它们！因为它们呆滞、没有面孔，因为它们四处爬动、出击，不让任何人解脱。人们等待这权力的恩赐或惩罚，听它的音乐看它的新闻，住它的监狱上它的学校。这蟑螂似乎根本不存在，却又到处都有，当人们从黑暗的床上醒来时，发现在自己的怯懦、盲从和焦虑中爬动的，全是这些细小、褐色的躯体。这是一出多么古老的悲剧，然而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样的剧情中：
在我们身边，
真理鬼鬼祟祟，
仿佛受到严密的监视；
……
在我们永远不会进入的密室里，
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大人物念到某人的名字，
让我们每个人都打了一个寒噤；
在我们身边，
古老的悲剧正在上演，
因为看上去像是闹剧，谁都没有理会……
杨子的诗歌使我相信，还存在着一部诗人撰写的历史。在我们的常识中，从来都是统治者、胜利者撰写历史，为了让他们的强力意志穿透民众的头颅。历史从来是野蛮者的文献。然而谁又敢说诗人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历史不可替代的保存者？
诗人把真理的片断从现实的连续体中分隔出来，诗人把心灵的奇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他们呈现的历史不再是封闭的、直线的、同质的，而是对人类良知那种神秘之物的凝视。诗人编撰的这部历史即包含未来，又让我们重获过去。杨子的诗集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品格，它不对生命删繁就简，它不携带虚假僵死的官方记忆，它更不会忽略那些时间中失败的事物、那些被伤害过的事物，这是一部与公共话语所误导的乐观主义绝然不同的历史，是一部呈现个人意志与生存真相的心灵战争史，更是一部胭脂主义的末日审判史！我看到在1999年的一首诗中，杨子就确立了这样的方向：
在广大的死亡中，青草沙沙作响。
惟有那些不会进入历史的
才值得我关注。
原来杨子一直在诗歌中肩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对每一个事件的回溯，他对现实和心灵的每一次审视，都在为历史寻找第二次生命。那已经死亡的过去，通过他的诗歌获得了另一个躯体。这一次是由诗人意志所创造的躯体，所以它无法被毁灭。任何行动，任何事件，在他充满良知的凝视中都不会落空。这是历史更为广阔的视野，每一次受难都将以复活告终，每一种悲伤都在被引向更大的善。它可能是跳跃的、断裂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但它不会错过那些失败者，不会错过那些不公正的命运，不会错过那些散落各处的、无名又无形的踪迹。杨子的诗歌，既是一次为它们求得宽恕的审判，也是诗人站出来为它们结清的最后一笔债务，历史由此进入一次新的生命循环。我不能不说，历史只有在这样的心灵中存在过，才是真正的复活。
杨子为我们复活了这个胭脂主义国度的历史，这里无人敢藐视罪犯手中的权力，更不愿挑战世俗权威，这里人人保持着虚假的表面尊严，奴颜婢膝屈服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处境中诗人能做什么？如诗人自己所说：“我只是用我的诗句抵抗黑暗的权力。我不是拔剑四顾，而是向四面八方刺出我的剑，仿佛到处都是敌人，而没有任何可以亲近的对象，即使有，也不足以被那种比情欲更强烈的毁灭的紧迫感所顾及——以疯狂对疯狂，以黑暗掷向黑暗。”
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有人用诗歌救赎历史吗？我们已经被胭脂主义愚弄，难道我们还要成为历史的傻瓜？读过杨子诗集《胭脂》，我想，无人能如释重负地垂下自己的头颅。
杨子：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安徽。1984年大学毕业后去新疆，90年代初创办民刊《大鸟》。现为《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中期，迄今发表大量诗歌作品，有诗集《灰眼睛》(自编)、《胭脂》，翻译了为数众多的英美和其他国家的诗歌，如《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佩索阿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