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经济的诊断
对于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30年代的大萧条会很快结束，还是只能等待战争来挽救。毕竟金融危机相对于正常的经济周期而言，人类对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还很肤浅，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崭新的挑战，遑论有绝对精准的药方防治这个经济体的癌症。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个国会议员才深深地感慨：“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
中国一些专家，对于凯恩斯主义也有赞成和埋葬两个态度。比如，张维迎等人认为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后，凯恩斯提出要刺激内需，加大政府投资，要进行减税。我们目前都是这样做的。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主，认为政府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他认为让一个人头脑冷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去碰壁。碰壁以后，他自然会清醒。如果你把他拉住，他仍然会去碰，反而延长痛苦的周期。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干预，慢慢的让世界本身来解决。事实上，一些历史依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凯恩斯本身提出减税、扩大内需，这种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张维迎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要干，让市场自己来调整，同时在收入分配上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政府不要去做别的。比如说不要投4万亿，4万亿是有历史教训的。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根据统计，基本上是每增加一公路的高速路，会倒下一个官员。他认为这只能造成腐败，而且会对经济结构本身造成更大的破坏。
美国是凯恩斯主义，我们应该是什么主义？我认为对比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国的情况不一样，得的病也不一样。人家突然得了癌症，我们可能经常得病，而且这个病就是一个常见病，一直没有治好的老病。从中国目前的病症而言，除了大家公认的外向型的、资源耗竭型的几个症状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两个：
第一、国强民不富，这是朝野比较一致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表象是结构的失衡和产能过剩，但从深层分析，造成经济被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三驾马车“绑架”的根源恐怕是财富过度集中于国家和垄断企业之手而导致的居民购买力的严重不足。到2008年底，中国GDP已经迈上了30万亿大关，人均GDP也即将跨入3000美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意味着，在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却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绝大多数的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丰裕社会”的成果。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绝对是一个伪问题，根本原因不在于生产和消费本身，而在资源的垄断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彻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不解决“还富与民”的大问题，部抓住“国富而民不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而试图通过什么“消费券”等头疼医头的手段无异于隔鞋瘙痒，至于喊出“消费就是爱国”，“买房就是爱国”等荒谬则更是说明了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智残和堕落。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外被美国国债绑架，内被房地产挟持，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该快的快不起来，该慢的慢不下来。内需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下降的很明显。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讲国强民不富，从比例上基本可以看出来，政府、居民、企业在分配格局里面体现什么样的格局？每年9.8%的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图表）这是居民储蓄率具体的变化，比日本泡沫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日本储蓄率最高的时候要严重很多。另外，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不仅透支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造成了对内需的挤压，更造成了中国经济本身完全被房地产控制的局面。目前影响中国经济下滑的因素，就是房地产的萧条。所以到2008年10月22号中央政府开始救楼市，当然政府说救楼市的原因不是救开发商，而是救中国经济。2007年房地产本身在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中国的所有产业贡献是13%，房地产一个产业贡献是1%，这个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大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绑架还比较轻微，如果它的贡献比例达到1%，还没有考虑到它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如果上下游产业都联系起来看，远远超过了1%。
就此而论，谢国忠、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分股票、分外汇储备等办法，不去论其可行性，但起码抓住了中国国强民不富这个本质。
进一步的透视和诊断
正如之前所言，我的基本判断是，我认为中国所经历的不是一次经济衰退。我们目前的症状比较正常，我们一直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政府改革滞后，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高昂，政府本身已经成为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按照波特的“钻石理论”，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要素，有钻石要素，在钻石里面法律制度和政府的竞争力是最关键的。4万亿出来以后，有反对的声音，也有赞同的声音。目前大家为什么担心？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会出现“跑部前进”。4万亿出台以后，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相关部门提出，在确保资金安全上制定了一些制度上的举措，比如说中纪委前头成立联合小组，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人盯人的盯防，这种制度本身能不能确保安全，也是有历史之鉴的。
中纪委每年的工作任务很重，反腐败的形势这么严峻，要抓贪官，要抓舞弊，不可能每一个项目都盯着。另外，国家审计署也有本身的工作。大家为什么对中纪委联合调查小组没有信心？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我研究了很多年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对它的监管像国有资产一样严格。国务院有监管办公室，我们有内部审计，有董事会。国资委成立以后，所说的任何一个法规，没有一部与国有资产的流失有关。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财产像国有资产一样可以流失的很轻松。
4万亿一出台以后，我对它的评价非常高。第一，4万亿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属于二次革命。因为它的立足点是弥补我们原先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弥补民生的欠债。但是它能不能各就各位，能不能不跑题，这是大家关注的。最关键的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如果这4万亿做得好，可能为中国下一步30年奠定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对四万亿的担忧，本质上反应了对目前政府行政能力的不放心，这个反对票是投给整个管理体制的。
第二、改革的共识已经撕裂。用孙立平先生的话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老百姓成了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却并没有享受改革带来的诸多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把金融危机作为改革再次上路的历史机遇。很多人认为，30年前的改革就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候逼迫进行的，所谓的危机导致变局一贯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动力逻辑”。然而，从现在来看，这样的思考显然有点历史幼稚主义。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改革的确是“逼”的，但关键是，目前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让既得利益者必须放弃利益的时候。至少，从现实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可能不能成为改革的动力，甚至因为忙于应付危机而导致改革的中断，改革夭折的危险大大增加。由此判定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民意基础已经丧失。当改革的成本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群体是民众、每一个改革举措只是让老百姓的境况变的更坏的时候，改革的确最终会失去民意基础。
第三、利益集团成为左右中国复苏的最大因素。这个集团曾经是改革的急先锋，现在则沦为改革的对象。
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利益集团。文化大革命，很难形成利益集团，今天你是革命派，明天就是反革命，它没有机会，也没有空间去形成利益集团。但从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30年政治稳定。我们总是对一些公共政策认为莫名其妙，在公正性和权威性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根子在什么地方？仍然在利益集团。我们这么多年国强民不富根子在什么地方？仍然在利益集团。
我举两个例子。去年年底我们进行燃油税改革，刚开始说很快就会出台，这么一个事关所有人利益的改革举措，你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出台，这引发了民意的反弹，于是开始征求意见。但征求意见的时间只有7天，我算了一下，还要去掉两个公休日，剩下5天。意见稿有1300多字，这1300多字我研究了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看不懂。等你看懂以后，看发改委的网站，邮箱都没留，要么是传真，要么是写信件，没有给你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
另外，资本市场也是利益博弈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讲救市，为什么要救市，有利益在里面。证监会讲要对发行制度进行改革，讲了很多年，为什么改不了？仍然是有利益在里面。目前中国经济的表象可能是产能过剩，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原因，再往深里分析是老百姓没钱，收入分配不均衡。所以张维迎他们提出要给老百姓分钱。再深分析，为什么分配不均讲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均呢？根子在利益集团。
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形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本身是有议价能力的。正如诺斯所讲的，制度的设计从来不是按照生产效率来设计的，而是按照谈判能力来设计的。我们目前很多政策本身，经不住公正性、权威性、严肃性的考验，为什么？利益的博弈很严重。在利益集团出现以后，中国变成了权位资本主义。权力和市场，这两个最没有可能结婚的人结婚了，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婚姻，而且小日子过的很美满。这就意味着利益集团本身通过国家制度这样一种形式，对自己的利益已经法制化了，固定化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很多人在想，利益集团能不能让利，能不能妥协一步？把它得到的给老百姓一点。我们既然是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的政权，对整个利益格局，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中国改革的前途。为什么他们不让一步，让大家两败俱伤呢？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的走向可能就是两败俱伤。大家可以去英国看一下，如果你在英国议会里转一圈，血淋淋的历史你就知道，民主宪政绝对不是恩赐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
第四、金融危机很可能使改革彻底中断。有人讲金融危机本身是中国改革的机遇。是不是呢？我倒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可能对中国改革本身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这从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的做法看出来，比如说保8%，为什么要保8%？政府的压力很大，它要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有人担心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救急，会不会贻误了改革，我觉得肯定会，应该说已经在贻误。从政府工作报告里看，谈改革的非常少。
很多人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都是在非常危机的关头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善良的愿望，从现在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本身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经济一直都是百病缠身。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论调，一派认为中国肯定会崩溃，一派认为中国会飞跃，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即使今年这种情况，我认为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影响最大的就是改革。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很多专家学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说我们在30年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反思一下，总结一下，把改革在另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基本落空，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没有对改革进行好好的反思。为什么？大家认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改革的共识没有了。改革基本上变成了瓜分财富的运动，我们看到每一次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变动，但是老百姓没有参与。一个是老百姓对改革的热情没了，第二既得利益者变了。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总结一下我的观点。第一，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从体制类进行分析，一层一层把皮拨下来看，看到这一切和经济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和经济既有很大关系又没有关系的社会危机综合症。第二，治疗这个危机，或者说振兴经济的关键应该在经济之外，跳出经济来治理经济。
我的十大建议
第一、考虑到保八的困难和负面效应，我主张放弃保八，安下心来解决中国经济本身的深沉矛盾和问题。现在来看，出口靠不住了，内需需要时间，唯一可以依赖的仍然是投资。我们相信，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达到8%的目标，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使得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因为有“保八的压力的存在，无论是各部委，还是地方，都很难超脱保增长的压力而把精力放在未来。而“保8”一旦成了硬性指标，对进一步推动改革等目标都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可能再一次贻误时机。如果一味的救急，一味的追求今年数据的漂亮，就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调控的能力而言，都是可以达到的，但不进行结构调整意味着即使救急成功，经济实行了8%的增长，但这显然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是把调整的痛苦留给明天。
当然，保八有一个特别好的借口，那就是保八是为了就业。然后说，根据历史经验，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可能会面临大面积的失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反证，一个是2008年的时候，经济增长还在8%以上，但是大面积的失业出现了。是不是说到8%以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了。二是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从1987年到2007年，基本的经济增长跟就业本身（当然包括一些隐型的失业）基本关系不大。与就业关系最大的因素在什么地方？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在资源分配方面基本上呈现这样一个格局。国有的成本占社会资源仍然在60%以上，创造的GDP是28%，就是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的GDP在62%以上。所以我们认为GDP的增长跟就业相关系数并不大，与就业本身相关最大的应该是民营化的比例。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了90%的就业，这次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现在有10多万，真正影响就业的是他们，对国有企业本身影响倒不是很大。所以保8%跟就业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关系，和就业有关系的一是资源控制在谁的手里。这好像是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就是如此。二是在哪些行业。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已经突破30万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根据历史经验，在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对三大产业的统计数据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了，这也可以去考虑，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的失业，因为服务业本身吸纳的劳动力是最多的。在4万亿里面，大家质疑比较多的也是这方面。你去搞大批的基建，投到铁路、高速公路，这些领域本身不怎么吸纳劳动力，都是大的机械作业，吸纳劳动力非常有限。
二、必须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应该讲跟政府的改革是相关的。如果你去养一条狗，你都到很多部门去审批。所以后来2000万农民工回去以后，政府提出来一条可以创业。我认为很不靠谱，最不靠谱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创业的环境。他要创业就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制度成本。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一个关键的突破点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制度成本降下来。我说两个数字，大家总是讲看病贵、看病难，而且把根源推在医生收红包，费用比较高。在医药领域有一个公费医疗，每年的医疗费是7000亿，还有三公的费用是9000亿，加起来是16000亿。四川汶川灾后重建的费用，当地官方的算法是17000亿，等于每年的费用可以搞灾后重建。所以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制度成本降下来，对我们未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我建议重建体制改革委员会，让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为不受任何利益左右的中立方，摆脱部门利益的干扰。目前将体制改革的重任交给国家发改委很滑稽，因为国家发改委本身的很多做法，比如，融投资体制，才是真正需要改革的对象，让改革的对象本身成为改革的设计者，这在制度上显然是个悖论。
第三、垄断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前进的最大阻力，必须提升反垄断的国家战略层级，将反垄断上升到和计划生育一样重要的地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很可惜的是，高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没有意识到垄断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危害性，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很少看到反垄断的具体举措。
第四、推动国企改革的第二次革命，坚决放宽市场准入，实施民营化战略。数据表明，民营化更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比如，就目前而言，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事业单位）占有的社会资源高达60%以上，但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只有28%，吸纳的劳动力不到10%，而民营单位占有的社会资源不足40%，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70%以上，吸纳劳动力更是接近90%。因此，民营化显然是实现经济匀速但就业率提升的最佳路径。
第五、将教育改革视为重塑国民灵魂的重大工程和改革的重要环节。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是一个灵魂萎缩的时代，根子在于教育。我们为什么对改革失望，改革担忧，因为我们从教育里面看不到改革的希望和中坚力量，必须让教育回归本能，重塑国民人格。
第六、推动司法改革。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时，如果司法能够承担对于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再分配的功能，对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律师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便会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平稳地转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司法并不能提供解决各种纠纷的正义，这从本次两会高法报告创记录的75%的赞成票可以看出。在主流法律秩序里无从获得正义的人们，只能诉诸上访或者私力救济等。
第七、坚决将财富逐步归还民众，解决国强民不富的问题。在解决民富的问题上，首先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不要像过去一样让老百姓承担改革的成本，通过医疗、教育、养老等的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个成本初始缺口目前大概在5万亿左右。而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股份，这些一旦变现，都是真金白银。我们建议，应该统筹规划国有股的去留，初始的安排是：通过将三分之的国有股划归社保，解决养老问题；通过将三分之一的国有股出让给民营资本，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和高校的债务问题；通过将剩余三分之一的股份转让，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
第八、今年一定要更坚决的进行结构性减税。在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减税额是5000亿。5000亿是包括100多项行政事业收费在内，考虑到2008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600多亿，5000亿意味着比例还不到10%。我们在政府的一些建议方面，认为在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一定不要定指标。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仍然定了8%，8%当然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一次，但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少收一点，让大家有口气。
去年在央视做减税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出能不能在2009年的时候，对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要么缓交所得税，要么免交所得税，起码要有选择性的对有发展前景性的企业、吸纳劳动力比较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现在看来做不到，因为地方在层层往下压。
第九、一定要把房地产价格打下来。在房地产领域，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政策比较混乱，我觉得政策可以一步到位。目前房地产价格不能回落，事实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目前GDP保8%能不能完成，基本上看房地产。我们在其他方面做的一切工作，都比不上房地产本身的回升。但回升的关键是价格合理，只有价格合理才有成交。
第十、抓住资源价格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在目前的情况，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我觉得可以抓住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对要素的价格进行改革。我们原先改革的时候，总是抓不住好的历史机遇。比如说燃油税改革的时候，已经提出的10多年，刚开始改革认为油价太贵，当时的油价只有25美元/桶，认为承受不了，所以没有改革。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要素价格的改革，这就涉及到反垄断的问题，涉及到国退民进的问题。
2008年的时候，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2008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我当时觉得，这可能是总理说的最有水平的一句话。但是，他今年的两会又说，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如果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可能对中国经济来讲已经比较好理想，我最担心的是2010年可能比2009年更加困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