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信念的目的，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有关规定，新工作的大学生都要下放基层锻炼，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说实在话，虽然读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几年，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没有什么心得。经历了此前的那场政治风波后，对“运动”不仅失去了兴趣，而且有一种沉重的排斥心理。一直以家庭困难为借口，推诿着，不愿意下去。93年初，实在推不了，勉为其难，报了名。那时我所在学校和江陵县是对口单位， 下乡“社教”就安排到江陵。到了江陵县城，县领导在一个会堂接见我们。欢迎、感谢之类的话说了一通，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午饭后，接着往前走，要到一个叫“普济”的地方。普济在江陵南边几十公里，应该是江陵比较落后的一个镇。大客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感觉越往前走越荒凉。太阳西沉，气温渐降，不禁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
县里的工作组先期抵达，我们到达普济后，分头加入其中。我所加入的小组，有来自县财政局、土管局、文化局的，一共7个人，加上我8个。组长姓熊，大概是县财政局的一个科长。我们住在比较偏僻的镇交管所，和镇机关隔着河。交管所其实没有什么业务，在那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机动车本来就很少。所里只有一个姓陈的工作人员，带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住在那里。陈30来岁的样子，有点迂，有点痴，邋里邋遢的，身上总有一股酸菜味。来自县里的大爷们，对乡下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派。陈喜欢跟人套近乎，但很少有人正眼看他。往往是他腆着脸跟人说话，别人却不冷不热的，或者干脆不理不睬。
所谓社教，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一开始，每天到镇机关开会，念文件，听报告，谈心得，说体会。据说这叫“业务培训”。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不知所云的胡说八道。对于走形式，说官话，说谎话，指鹿为马之类，打小就反感。于是要么坐在那里发呆，要么带本书瞎翻。毫无意义的走形式，慢慢大家都懈怠了。后来，开会的次数减少，各个小组自己学习。小组成员来自各个单位，谁也管不了谁，所谓学习也不过是走走过场。大部分时间，就集中在一起打扑克。有时候，领导要来检查，大家就装模作样拿出本子来写写画画。组里一个来自文化局的，懂点绘画，但画的都是美人头。
最初，吃饭集中在镇里的食堂。后来，因为居住分散，集中吃饭不很方便，就各个小组自己开伙。也有人说，因为有的单位财政状况比较好，单位提供的补助多一些，而有的单位比较差，没什么补助。大家集中开伙，条件好的单位感觉吃亏，于是提议分伙。分组开伙，需要购置炊具，经费似乎是几个单位凑的。我们下放的教师，学校提供了补助，一个月30块。分伙之后，这笔补助就转到了小组。陈帮我们请了个炊事员，一个很和善也很精明的老太太，我们叫她陈妈。交管所是座两层小楼，二楼是我们的集体宿舍兼会议室，一楼的一半住的是陈一家，另外一半就是我们的食堂。一天早上，大家还在睡觉，只听陈妈在楼下大声叫唤。下楼一看，原来遭小偷了。头天晚上雷雨大作，小偷趁机撬门进入食堂，偷走了我们全套炊具。可恶的小偷还在墙脚拉了大便，据说那是他们的行规。报了警，派出所马上派人来了。偷窃工作组炊事用具，这可是政治问题。镇里领导迅速来到，分析案情，承诺迅速破案，同时安排给我们购置新的炊具。
我那段时间睡眠不是很好，一是不适应环境，二是因为老覃打雷一样的鼾声。老覃的鼾声实在厉害，真的跟履带拖拉机一样。那时我们集体住在一个大通间里，只要老覃在我之前睡着，鼾声一起，我就不可能睡着一分钟了。有几次，实在睡不着，就出去走走，走到离交管所几百米远的地方，老覃的鼾声依然响亮。老覃其实是一个很和善的人，知道他的鼾声影响我睡眠，就尽量晚点睡。后来，其他组员也对老覃打鼾提出过意见。这次，因为小偷偷了我们的炊具，组长提出了安全防范问题。老覃于是自告奋勇到厨房值班，看护餐具。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倒春寒。本来到了三月份，应该暖和起来，下乡的时候为了方便，只带了一床薄薄的被子。不想天一下子冷起来，还下起了雪。当时实在经济困难，没有想到就在当地供销社买床被子，只能硬撑着。实在撑不下去，就下楼到老覃那里，因为要烧水，厨房里的煤炉总是烧着火。
刚下乡的时候，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如何处理好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如何安排休假等等。过了一段时间，纪律就不是那么严密了。组里的领导可以以单位开会为由回家，没有领导职位的组员也可以找出各种借口回家。因为没有被子的缘故，我也很需要回家一次。再说，离家一个来月，也实在想家了。我们学校也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组长，是和我同年参加工作的一个姓徐的女生，当时是机电系的团支书，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她还介绍我给他们系空调专业90级担任班主任。我跟熊组长请假后，就向徐请假。徐没有准我的假，原因是我们休假也有限制，一次只能安排两人回去，而我请假的时候，已经安排了别人。我坚持要走，她说如果不守纪律的话要向学校反映。当时年轻，火气大，加上一些可以说得过去的客观原因，发了火，转身就搭过路车走了。我那时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是很满意。这样的情境下，说话做事有些冲动。事后我想跟徐和解，可见面的机会很少了，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学校，一直没有见过面。
那一次回来，在家呆了几天。还参与了老李制售自学考试复习资料的活动。再回到普济的时候，工作组已经正式开展社教活动了。主要的工作就是查各村的帐，包括收入来源，支出细目之类。大家特别感兴趣似乎是村干部的吃喝问题。查来查去，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帐。比如，招待乡干部吃了某家一只鸡，打了白条；招待某局干部视察工作，喝了几瓶啤酒。诸如此类。我实在觉得这样的事情无聊之极，而且感觉有些工作组成员的动机有些不正常。在某些人眼里，好像将村干部都是蝇营狗苟的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则是正义的化身。其实，当时农村经济那样凋敝，尤其是在普济那样鸟不拉屎的穷困地方，就算干部们想贪污，又能贪什么呢？我们调查的一个村主任，一看就是一个老实巴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好人，但工作组还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去调查人家，还要求人家到我们驻地接受询问。就为那么几张白条，金额不过百元。老主任一次跟我说，其实他早就不想干了，可又卸不下，只能硬撑着。大家都知道，上面干部下乡，村里干部哪有不管不顾不接待的道理，毕竟，村里办事需要求着这些人。上面来的人，不管怎么说都拥有一定实权，村干部在上面来的人面前，就只能低三下四。再说，就算不是为了求人办事，接待来访干部也是人之常情。可当时，村里集体经济资源已经枯竭，打白条也是无可奈何。这些事情，县里来的干部都心知肚明，理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可是，在这样一个“运动”的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似乎都扭曲了。工作组在调查穷村官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与他们无可奈何巴结上级有关。事实上，工作组领导们也在抓住一切机会巴结上面来的领导。那时候，社教是基层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领导都很重视，于是经常有县里领导下乡视察社教工作。县领导一到，各个工作组都想方设法宴请。自己平时可以吃得很差，宴请领导则杀鸡宰鸭，大摆排场。
在镇里开阶段性总结会议的时候，各个小组都争相汇报自己的工作成果，无非就是查实了多少违规违纪金额。那些数据，不是瞎猜就是杜撰。大概是因为小组成绩不显著，于是我们小组又分成三个分组，分头行动。我和陈军分到一组。陈军来自县土管局，一个五大三粗性格豪爽的大汉。据说陈军的父亲是县里一位局长，在当地很有实权，组里成员对他也很客气。他1.8米以上，体重180多斤的样子。我刚加入工作组的时候，陈军以为我是因为参加自由化运动被惩罚下乡的学生，对我不冷不热的。接触多了，他对我这个来自大城市的读书人似乎有了些敬畏，有了些好感。渐渐地，我们竟成为朋友。我和陈军分去调查的是一个叫做后湖渔场的镇属企业。说是渔场，其实也就是四五个总面积不过二三百亩的鱼塘，职工也就三四人。
后湖渔场离交管所三四公里的样子。起初，我们住在交管所，每天早出晚归。为解决交通问题，我还特意到湖南华容找九哥借了自行车。后来，为了省事，我们搬到渔场住下。一个星期回交管所汇报工作一次。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调查的。那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渔场，一年的产值也就万把块，支付工资后，勉强够买鱼苗。一开始，我们还像模像样的要求查账，可查来查去，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查的。打开账本，支出项目大的十几块，小的几块，还有几毛的。看到一笔几十近百块的，眼睛会一亮，不过那肯定是购买生产资料的。那样一个不毛之地，很少有人上级去视察参观，因此想找个超标或者违规的招待费用项目也不可能。没有事做，没有人管，我们也乐得自由。不过，这种自由也仅仅是睡觉吹牛和在田埂上晒太阳的自由。后湖农场也被叫做企业，那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不像企业的企业了。鱼塘边一座孤零零四面透风的建筑，就是渔场总部。没有什么办公设备，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设施。屋子里胡乱堆着农具柴草和废旧塑料袋之类，角落里洒满老鼠屎。晚上，偶尔会有电，我们就和农场职工一起玩扑克牌。大多数晚上都没有电，就早早睡觉，或者到附近村民家串门。有月亮的晚上，倒是可以到田埂上欣赏月色，或者想想心事。在后湖渔场的两个来月，在我的经历中是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每天也有两餐饭吃，但一直就是两个菜：一碗泡辣椒，一碗腌白菜。腌菜是渔场自己腌制的，大米是也是渔场自己生产的。农场职工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这是纪律要求，不能也没有条件搞特殊化。渔场副厂长兼会计出纳和保管王哥是个转业军人，为人豪爽，跟我和陈军的关系比较亲密。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有时候也会跑到他家吃饭，但伙食的改善也不过是加两个自己产的蔬菜。毫不夸张地说，那段时间想吃肉都快想疯了。有时候，在鱼塘边溜达，听到鱼塘里的鱼翻身，也会情不自禁流口水。我曾经跟陈军商量过，能不能晚上趁大家熟睡的时候下塘里捞两条鱼上来开开荤，哪怕是生吃。陈军说，那鱼塘里的鱼都是鱼精，他不敢捞，就算捞上来也不敢吃。最初我以为陈军是因为纪律的约束不敢偷鱼才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陈军所说是什么意思。在渔场，由于缺乏投入，养鱼基本上也是靠天收。鱼苗洒下，大不了投放点草。于是那鱼都瘦得成精了。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离开的时候，老王很过意不去我们那么长时间的艰苦生活，提出要捞几条鱼做顿鱼宴，给我们送行。老王把鱼捞上来的时候，我震惊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瘦的鱼。整条鱼就只剩骨头，鱼头就占了整个鱼身的三分之二。这真的就是鱼精了。看着就恶心，我一口都没有尝。
6月初，社教结束。我将简单的行李打好包，托同事帮我带回学校，独自一人将自行车骑回华容还给九哥。当普济镇在身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在想，在这片土地上的这段时光，可能会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片空白。差不多从懂事起，我一直在努力保持生活和工作中的自觉。无论做什么，无论成功或者失败，甚至所做一切最后被证明为荒唐，但总是自觉的。而这半年的青春时光，却被一场无谓的“运动”吞没了。一种抵触的情绪支配着我，使我认同并接受了自己的颓废。在这种颓废中，看不到希望也不奢望理想，找不到前途也不想象信念。我希望人生的一页就此翻过。好在，社会一直在进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介入过那样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