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煊：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极左派得罪了工农大众

今天工农老百姓身受新三座三山的压迫,成为弱势群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怕是目不识丁的工农群众都知道,剥削压迫工农平民百姓的主要是官僚特权阶级,平民百姓深受新三座大山压迫苦不堪言,官民矛盾尤如烈焰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

然而极左派朋友们几乎是熟视无睹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官民矛盾，并有意识地把矛头转向私有经济，充当救火队竭力掩盖官僚特权阶级对工农大众的压迫剥削，因此我们工农大众对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极左派痛恨之极。

只要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工农大众弱势形成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工农的弱势正源于不民主。例如，只要简单地回忆下改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毛建立的苏式政治体制，导致决策参政议政不民主，才有中小企业几乎全面改制的推行，如果有公民的制衡力量，极左派朋友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决不会轻易变成现实。官僚特权阶级极左派至今仍然鼓吹毛的苏式政治体制，用什么阶级民主论来论证列宁的集中专制制的优越性，与工农大众唱对台戏，因此，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极左派朋友们得罪了广大工农大众。

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阶级极左派口口声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民主，其实他们的苏式体制正是反对的是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因为今天迫切需要民主维权的正是我们工农大众，他们借口什么阶级民主来拒绝民主，正是拒绝的我们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谁都知道，正是由于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不能合法结社在一盘散沙状态下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多少工人几十年的工龄说没有就没有了。在不民主的体制下，工农下层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维权之路十分艰难。我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受到不公正的遭遇，或者权益得不到保证时，我们单枪匹马根本争不过强权。党妈妈、政府父母官和工会都不会出来帮助，若是找几个人一起到政府或党妈妈那里去反映要求得到帮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说我们是非法聚会、搞小组织，干扰行政公务。把我们受欺负受压迫的老百姓，说成是歹徒刁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受了委曲，就是没有人敢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若是反映到报社请新闻出来主持公道，新闻也不敢报道，说是负面消息影响形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打碎了牙齿往下吞。我这里所举的事例是发生在改制之中，而非私有制出现之后。即这些弱势的形成并不是出现私有制之后，而恰恰出现在私有制出现之前或改制过程中。是官僚特权阶级而非是资产阶级带给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工农都知道，如果当初有党内民主，官僚资本主义又怎么能得逞？如果当初有多党制，现在也不会说改制就把公有制改成私营？如果三权分立，那么强权也不敢明火执仗地欺压老百姓。如果工会是自治的，现在也不会让我们说下岗就下岗？如果有新闻自由，我们工人农民有苦也会有地方申诉。再回到现在的血汗工厂，工人受到黑心老板的欺压，也是因为我们工人单枪匹马的原因。而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阶级极左派，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大谈阶级民主论来论证我们工农所遇到的苏式体制不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工农大众对乌有之乡的官僚特权极左派理所当然地恨之入骨。

今天全国人民都知道，工农弱势的成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公仆代替官吏特权阶级，没有通过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来选举监督公社的公仆。恩格斯提议“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的，并且至少可以不直接作为对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县和市镇通过依据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意见》）.在我们那里仍然是马克思痛斥的封建专制社会（封建社会的两大要素是专制政治和官僚特权阶级）的中央集权、任命制、等级制和存在着一个庞大臃肿腐朽的官僚特权阶级,因此国家机器仍然是旧的,掌握在官僚特权阶级手中，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政治利益）.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官僚特权极左派提倡的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专制独裁的思想基础,专制独裁政治制度是工农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 说得天花乱坠的再好的理论不如眼前铁的事实,当工人阶级发现乌有之乡提倡的专制制度得到加强，而自己的利益受到的损失更大时，乌有之乡的极左理论已经是工农大众心目中死亡了。

世人皆知，贪污犯和官僚资本家阶级是极其害怕民主的，因为民主后他们不仅失去了优越的特权，而且失去他们的财产甚至丢掉性命。乌有之乡时至今日，仍然矢口否认掩盖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想把矛头转移到劳资矛盾,对工农大众受到的官僚特权的欺压和剥削视而不见.尤其是当工农大众正需要民主制度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时 (诚如恩格斯如说，民主共和制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最有效的武器),乌有之乡官僚特权极左派们慌忙出来,散布阶级民主论,继续以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工人阶级民主论剥夺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利,把工农大众当做愚民来愚弄,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工农大众一世,当他们自以为得意时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