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在？
——乡土情结与城市视野结合部的李辉诗歌
林 童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速，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以往城市和乡村那条明确的分界线开始模糊，形成了缓冲地带，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这就是城乡结合部。从诗歌写作的共同性考察，中国当下诗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势：一是以乡土情结为背景的写作，二是以城市视野为背景的写作，这是两种最主要的写作方式，三就是站在城乡结合部的写作。我的这种划分，主要依据诗歌题材和诗歌视野。如果将一、二种类型当作常规写作的话，第三种类型就是一种尴尬的写作。所谓的尴尬，主要是指由于心理因素和诗歌视野方面的原因，所表现在诗中的状态与姿态。这种诗歌类型的特点大致有二：面对城市的焦躁与陷阱，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并试图返回到充满田园情趣的乡土，以获得心灵的慰藉；更有甚者，当在城市遇到不如意或者挫折之时，干脆就站在乡土的角度，对城市大加批判。作为一个从乡土来的写作者，我对前者能够理解，但对后者往往不以为然。在城乡差别仍然巨大的情况下，乡土与城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层面或呈现方式，各自具有不同的面貌，并以自己的方式运行。无论是谁，都不必表现出道德上的优越感。我总觉得，除非你写的是劝谕诗，否则在诗歌中加进道德判断，这是以道德的力量来冲淡诗歌，实非真正的诗人所为，还不如做道德家算了。这样的诗，除了道貌岸然之外，我看不出与现代诗有多大的关联。
就我所读到的李辉诗歌而言，无疑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写作。无论是李辉本人，还是他的诗歌，我都是非常陌生的。陌生的程度几乎为百分百，因为我对李辉一无所知，也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歌。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诗人及其诗歌，避免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面对诗歌文本。
一、 心灵鸡汤：青春作伴好还乡
“父母在，不远游。”这正是农耕社会的一大特征。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形态下，除了做官，农耕就是最主要的就业方式。农耕社会的社会结构超稳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是不愿意流动的，最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理想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土地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对土地的依附，长期以往，自然就会形成乡土情结。可以说，乡土情结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成为心灵鸡汤。
李辉在他的《老家》一诗，进行了这样的定位：“坐北朝南/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相对的恒定状态，在李辉的诗里并非指向落后或不思进取的价值取向，相反，我们发现它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我还看到雨中老家的房子
很不规则地排列
就像乡亲们的性格
不拘小节 甚至散漫
却一辈子恪守
不背叛各自的位置
在强调个性的现代社会里，往往有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但我们从李辉的诗中，却看不出个体性格的重要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生命运的共同性，而且这种共同性几乎作为一种特殊的品质被传承下来。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种特殊品质的传承，同安分守己——即“不背叛各自的位置”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应当是父辈的生活方式，虽然李辉并没有对这种生活方式做出评判，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由于时间的变化，外界生活方式的影响：
父亲从坡里回来
粘着满脚的泥土
身后跑着几个泥猴孩子
他们一路笑话他的泥巴
这本应是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价值取向的冲突，被李辉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情形，往往是长辈与年轻一代的矛盾冲突，作者也自然地倾向年轻一代，因为他们常被作为新生力量或未来的代表者，他们肩负着摧毁旧秩序和建设新生活的使命。中国的小说，《红楼梦》开了先河，虽然中国现当代小说被注入了异质，但在叙述模式上，只要是体现这种矛盾冲突的，往往殊途同归。在李辉的诗中，“父亲”与“母亲”一样，不是守旧，而是朴素，代表着亲情。父亲与隔了代的小孩，不存在情感上的不协，可能会有某种尴尬，但更多的是情趣。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父亲因为儿女脱离了乡村，就一心一意向往着城市生活，反而是在自身与土地的亲密过程中，有了对儿女的召唤：
我看到冬眠初醒的麦子
与父亲面对面交谈
今年的收成
和我的归期
正是这样的亲情，“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无论是谁，要做出选择，还有什么为难的呢：“我最后收到母亲的一场痛哭/存放在我的眼角”。既然乡情与亲情是一种召唤，哪还有不赶紧回家的道理？
李辉的《鞋匠》也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诗。这个“年轻时挥动镰刀和锄头”，后来“鞋匠已离开了田园/穿梭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开始了另一种劳动”，尽管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老鞋匠一辆旧单车/整条街的脚步声就铮铮作响”，说明这个鞋匠的影响力很大。但是，由于他来自乡村，作者便作了这样的推想：
陌生而熟悉的鞋匠
他必定儿女双全
乡村的某个村落
必定有他温馨的家园
既然如此，这个鞋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写鞋匠的幸福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铺垫——写自己回归才是中心所在：“看到鞋匠我就想起父老乡亲/他们一遍遍在远方呼唤我的乳名/——泥土 庄稼和劳动”。
面对此情此景，我相信具有这种情感和审美感受的读者，也会轻轻地呼唤：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
二、 心灵轨迹：高处不胜寒
正是由于李辉有着强大的乡土情结作为支撑，回归乡村是应该的，他打定主意为乡村而歌，成为乡村歌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还是对李辉回归的个体原因感兴趣，便决定在他的诗中寻找。于是，我注意到了他的《位置》一诗。
在《老家》里，正是由于乡亲们“不背叛各自的位置”，才其乐融融地生活。“我”生活在城市，这个来自乡村的城市生活者，早年的时候，为了改变自己原来的位置，必将付出许多艰辛。位置是改变了，但在多年之后，才发现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改变的位置，不过是美丽的错误——“我站在不胜寒的高处”——因而需要重新定位。在“看见远方的乡亲们/自由自在地劳动”的幻觉或想象之中，终于找到了答案：“我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见“位置”的重要。为什么现在才发现乡村是那么美好呢？这与“我”对城市的理解相关：
我如今深陷在文明的城市
主力正拉高出货
庄家们逢高派发
如此众多的散户被深度套牢
这才是真正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哦，原来这样啊！读到这里，我止不住会心一笑：原来是股市一族。我不炒股，但我知道，“庄家们逢高派发”并不是散户被套牢的真正原因，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如果因为炒股亏损就认为乡村诗情画意，未免有对乡村粉饰之嫌。这不构成回归乡村的理由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还有“桑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我”回去之后呢？总不能再让年迈的父母养活吧。农村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呢，哪怕常常冒着领不到工钱的危险，这说明什么呢？难道“我”就没有想过？农民问题都成老大难了，应该比股民问题更严重吧。
再来看《渴望雪花》。在“只有风”而“看不到一片雪花”的冬天，如果说徐志摩“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但主体并没有迷失。在这首诗中，主体已经在风中迷失了方向，虽然借用了树的形象来传达这一信息。更重要的心理因素，当是无法忍耐的孤独：
整个冬天
我收不到一封信
情人们在很远的地方
找不到我的地址
我不知道李辉为什么喜欢用复数，是想说明这是普遍性的存在，还是表明这只是一种想象或幻想？乡亲与庄家用复数，很好理解，在我与情人的对应关系中，情人也为复数，就有点出人意料了。孤独的产生，究竟是“情人们”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这时的亲情怎么缺失了？对乡土的回归究竟是乡情与亲情的呼唤，还是一厢情愿？等等。读者可自由判断，并自由评判。看似朴素的句子，信息量却很大。
三、 城市生活：神仙生涯原是梦
难道人们所向往的城市生活仅仅是一个梦？现在到了梦破灭的时候了？
李辉写城市的诗不多，但他的《十面埋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我在寻找他“回归”的心理因素时，从城市的角度找到的不错的个案。这些是“我决定重返家园”的原因吗？
我错过了最后一次航班
机票还在手中
鸟儿已经飞走
这时 又传来火车出轨的消息
第十号台风也即将登陆
这里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公共原因。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错过了最后一次航班”可能是错过了最后升迁的时机，也可能是错过了最佳发财的机会，或许兼而有之，也未可知。这真是进退两难——进亦忧，退亦忧，原地踏步亦忧啊！个人的命运似乎在人生中并不是主要的，对时事的关心与忧虑才是大事，所以范仲淹才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外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妙语，并成为以天下为己任者的金玉良言。
在城市里，爱已不具灵丹妙药的功效。不知是“我”不相信爱，还是爱不再成为“我”心灵的慰藉，总之是“我”与情人们的距离越来越大，到了相视无语的地步。然而，“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使我遇见儿时的伙伴”，仿佛从儿时的伙伴那里找到了知音：“我们抱头痛哭/到酒吧里一醉方休”。我想也仅此而已，时间是很残酷的，昔日的玩伴，恐怕也成了闰土与“迅哥儿”的关系了。所以，才会有“伙伴和情人们早已不知去向/我无法进入她们的梦境”的长叹，并深深地感受到：“我已陷入十面埋伏”！
这就是“我”的城市生活。虽不是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我”绝不是一个笑傲江湖的侠士。城市的伤害实在太深，那还不“风紧，扯乎”？
四、 重返家园：日暮乡关何处是
因为城市生活的不称心如意，因为家乡有可爱的父老乡亲，因为土地是自己的根，所以要重返家园。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再正常不过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城市不是我们的家园，乡村就真的是我们的家园吗？在我看来，城市也罢，乡村也罢，都不可能真正成为我们灵魂的栖息地，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它们都将是灵魂漂泊的收容所。唐朝诗人崔灏在面对黄鹤楼的时候，发现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于是领悟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何况现在呢！
从心灵的角度讲，城市让我们进退维谷，伤痕累累，成为心灵的刽子手，乡村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真的回到乡村，面对早已面目全非的乡村，你将会发现，也不过是灵魂的荒原。把“回归乡村”当作是“重返家园”，对于乡土情结本来就浓厚的诗人来说，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外化。因为，“回归乡村”是现实，身体的成份居多，完全可以付诸行动；“重返家园”是艺术精神，主要指向心灵的归属，是要通过艺术方式才能达到的，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但并不能随意抹平它们的界限。
这是我读李辉诗歌所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