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现代化的要求和严峻的中国国情的面前，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是不成疑问的，但是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政策指导思想，尚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前10年改革的指导思想，实际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今后仍要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问题在于，强调实践标准，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打破过去的教条主义理论，二是从实践出发创造新的理论。在后一个方面，我们显然做得不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的理论体系。当然，破坏旧东西容易、建设新东西困难。许多人对理论建设也没有兴趣，不少理论家改行去经商赚钱了。许多人仍旧抱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想，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理论文化、道德建设自然会上去”。抱着这种思想的结果，是后者的大滑坡。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研究。
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是：
国际上关于一般现代化的理论；
发展中国家后起现代化的理论；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大量研究；
姜洪、关山等人对于“紧运行”、“块块经济学”的研究；
北京团市委姚望等人对于社会主义大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作为哲学概括，本节介绍上海一位中年学者，萧功秦副教授的“稳进主义”观点，可做抛砖引玉。
萧功秦自述道：
“我生于1946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当了12年工人。我对历史、哲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也比较了解普遍民众的实际思想和生活。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1年，我通过自学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在韩儒林先生门下研究中国古代史。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内容是蒙古选君制度与元代政治危机的关系。当时我开始对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问的整合矛盾感兴趣。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198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冲突与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潮。1986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
“我在198'7年前后，思想有一个基本变化。1987年以前，我重点研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如何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我的书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不少人认为它表现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批判和反思，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性。但我认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未必一定导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事实上，1987年以后不久，我开始注意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依存和相互激荡的问题，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导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屈辱的严重后果之后，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同样使中国现代化陷入复杂的困境之中。
“1987年以后我致力于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思潮，把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论看作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现代化模式选择和现代化思潮运动。我得出了一些特殊的结论。
“我的看法是，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以一种类宗教的教义化的思维和解释框架来维护封建专制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这种信仰主义的、反世俗理性的态度和观念体系，必然导致对异质先进文化的排斥和认知扭曲，使中国陷入屈辱、创痛和民族生存危机。这样就使中国近代化陷入一种特殊命运。一方面，导致传统政治权威和文化价值权威急剧流失，另一方面，危机感又使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执政者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求变心态，往往在对中国国情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推行急剧的大幅度变革。而传统政治及价值权威资源的淀失，又使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的社会动员力(包括对官员腐败倾向的镇制力和精神约束力)急剧衰弱。这种矛盾导致中国的变革出现失范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对失范的解释又导致他们认为，只有加快制度的植入才能克服失范。由于新植入的制度同样缺乏支持性条件，又导致更大的失范，如此恶性循环，使失范——激进主义——失范不断交互震荡，形成中国的改革危机和政治不稳定频繁化，社会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我正在对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分别研究。
“对于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我想用‘稳进主义’来概括。
‘稳进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人理解的那种守旧主义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把某种现存的秩序视为不可变的合理的东西，用一种教义和信条来论证旧秩序的终极合理性，西方使用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基本上主张在现存秩序的稳定性不受到巨大冲击和崩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变迁，而变迁的内在根据，与其说是根据某种先验的抽象理性原则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施工蓝图(不管这种原则是人权、自由、平等还是理想的市场秩序或是其他超现实的蓝图)，不如说，是基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主流。因为理性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无法穷尽复杂的现实的各个层面和条件，它在设计蓝图时，总是遵循一种抽象和简化原则，把复杂多方面的、由无数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经验实体和经验事实，简化和抽象为少数因素结合成的结构体，并根据这种经过抽象思维作用而大大简化了的结构体，来设计重建社会秩序的施工蓝图，以为如此便可以克服社会的弊症。由于这种对‘救弊理性’的盲目自信，极易忽略经验实体中无数其他因素对于事物的影响，从而遭到无情的现实的报复。
“‘稳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最根本的不同是，保守主义者在终极价值上认同于传统的价值符号系统，而稳进主义则只是把这些传统价值符号、原则、规定以及传统权威形态，看作是秩序演化和经济变革不可缺少的杠杆。即从‘功能’意义上，而不是从终极意义和从信仰根基上认同于传统符号。其次它还认为，这些价值符号、意识形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对这些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重新解释，是使秩序在稳定中持续变迁的基本条件，是防止精神道德失范的必要条件。
“‘稳进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改治与商品经济，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循序渐进”。
我认为，“稳进主义”可以理解为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坚持现代化导向、深化改革的前提下，谋求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谋求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协调发展；谋求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谋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偏差，更加注意社会稳定，长期利益、适度消费、民族传统和集中统一，把生存、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我国能够渡过现代化的阵痛期和人口三大高峰，最终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
根据上述观点，根据国情标准，我们可以提出下列基本共识点：
第1，坚持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人心所向，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之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都不能改变这个方向。
第2，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承认未来困难的严重性，复杂性，在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困境中，既保持社会稳定，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一致起来。
第3，必须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鉴于未来30年三大人口高峰的压力，要有长远规划，防止短期行为。
第4，人口与资源压力的核心，是经济体制的低效率问题。如果不改变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发展方式，仍旧延续高投入低产出、高浪费低效益的投资方式，那么生产的增长必然伴随巨大的资源浪费，而生产的降低又产生失业和收入下降；我们将走不出经济的两难处境。因此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要适当压低消费，控制内需。
第5，生产国际化是世界发展大势所趋，中国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关起门来发展，而必须大步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与外来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因此必须坚持对外开放，逐步在国际风浪中学会国际竞争的本领，改善自身的素质。
第6，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击腐败，限制特权，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于民，也不会产生民族凝聚力。防止腐败的根本措施，仍旧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把民主的旗帜留给资产阶级，而应该创造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考虑到全民族的民主素质和教育水平较低，各地区各阶层发展不平衡，考虑到现代化阵痛期社会矛盾复杂，容易激化，民主建设应该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民主的功能第一是推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主要是发挥专家的作用问题，第二是监督和制止腐败，应通过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
第7，处理好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公平与效率、历史与道德、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既要有改革魄力，又要注意方法，减少社会震动。总体来说，要想不触动任何既得利益、不付出任何牺牲，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发生一些社会波动也是难免的，不能因噎废食。
第8，既要联系群众又要引导群众。在现代化转型期，党和政府及企业家、知识分子，现代化的意识往往比较明确，而群众有时是追求眼前利益、摇摆不定的。尤其是改革铁饭碗，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因此不能总是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而要敢于旗帜鲜明地引导群众，教育群众。
第9，在改革10年文化变迁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与精神文明。文化世俗化既已发生，就不可能收回，只能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道德规范。应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继续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吸收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创造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文明。
第10，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完整性和协调性。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权力集中的体制，在这种状态没有改变以前，要特别注意各项政策的配套，注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致和协调。有人设想的政治经济二元化、政治集权与经济自由并存的“新权威主义”，除去其政治意图不谈其实质是想利用集权推进经济自由，仍带有激进主义色彩，也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我们这种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下，只能把经济搞死，而不可能实现什么“经济自由”。在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把改革与稳定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结合起来。无论是“放”还是“收”，政治、经济、文化，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脱离其他方面丽走得太远。
第11，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化，对历史上任何一个经过革命取得政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是一个考验，而且往往在执政40年左右发生社会动荡。这是由于，革命者者在革命时期所提倡和依据的理论和口号，已经不足以完全指导新的形势；革命者地位的变化使其所作所为不可能像在当初设想的那样美好，为此在群众中产生失望情绪；某些激进分子会利用以前的革命口号和群众情绪，进行实际活动，危害社会稳定；老一代革命权威相继去世，会发生权威的真空；长期和平生活会使社会发生世俗化，昔日的革命光彩和政治动员逐渐不能作为鼓舞和吸引人们的动力，等等。如果执政者不知转换、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思维的惯性使许多人仍旧把执政问题只理解为保持廉沽、联系群众，即仍旧只强调那些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殊性，而忽视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一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有些人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一概排斥，对列宁“管理有二重性”的著名论断全然不顾，这也是一种无文化、反文化的现象。这就不可能提高执政艺术，甚至造成执政失败。秦始皇与汉高祖，同为封建帝王，在执政艺术方面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我们第三代人中未来的领导人，也必须遵循执政规律，提高执政本领。
第12，在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密切联合。20年前的于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新一代的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贵族化”和“儒家化”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决不能认为某一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只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订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来。
总而言之，第三代人所要真正领导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已经开始，在经济上的起点是1988年抢购风，而在政治上的起点，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都还缺乏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过去的10年中，好话已经讲完，浮则已经吃完，再要改革、发展、整顿，无论什么都是“硬碰硬”的，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高超的执政艺术和管理本领。这是前所未有困难的时期、困难的任务，对第三代人来讲，不啻为更严重的考验，是第三次认识国情和改造国情的危机。在实践中度过危机，是第三代人的历史责任，
“40而不惑”，无论是历史机会还是自然年龄，都不允许第三代人失误和逃避。未来的机会不再属于第三代人，世界不允许。历史不允许、第四代人也不全允许。“奉命于危难之间”，这是第三代人真正的历史处境。
后 记
“两头不讨好”，这是在激进主义泛滥时反对激进的必然下场。1988年底，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反对自由化论调，被人骂成“新法西斯”；半年以后，我又被一些人说成是“受自由化影响，宣扬精英政治”，原因是我在一次反对自由化的发言时，讲过“中国工人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搞民主要从上到下逐步进行”。在自由化分子的眼里，你少骂一句社会主义也不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你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你多说一点也不行，说得比他好也不行，说得和他不一样也不行。这真是20年前“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重演!当然，这样的误解和打击，对我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孤独感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说话说到各种激进分子们不爱听，比起毫无反映来，还是一种幸福。
中国革命史上，有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一旦第三次合作成功，中国将实现完全的统一。无独有偶，新中国第三代人也有两次团结，两次分裂。本书出版时，正是第三代人第二次分裂的时候。沮丧、灰心、失望、误解、排斥、打击、逃离、背叛，种种不详的阴云笼罩着第三代人。而中国第一代伟人，年纪已近90岁，第二代人也普遍到了退休年龄。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第三代人，而第三代人的状况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佳：巨大的反差迫使我不得不写这本书，而不管什么人爱看，什么人不爱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在新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中找到知音，促使第三代人重新团结起来。
——“殊途同归"!“殊途同归!”我相信，中华民族真正的精华们必能继承民族大业，重新形成共识，产生精神凝聚力量。
——“殊途同归!”“殊途同归!”这也是对第四代人的呼唤。正如历史上一代胜似一代那样，第三代人也是过渡的一代人，而且是从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代人。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比那一代人都强，第四代人经过实践的磨练，定会在历史更胜过我们。我们第三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上边顶住传统的闸门，下为现代化开辟道路。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基业，一定要在第三、第四代人手中实现现代化!近百年来几代民族精英为之奋斗的事业、几代人的足迹，都必将汇集到现代化的事业中，这将是几代民族精英的“殊途同归”!
作 者
199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