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四川日报
在漫长而艰难的灾后重建中，政府是阳光，企业是电光，个人是烛光——这是何志毅教授的“光电烛理论”。为了让一个村的农房重建中多些“烛光”，他构思了爱心人士与农户的“一帮一”计划，正加紧为215户村民筹集无息借款360万元——
■ 本报记者 梁现瑞 实习生 沈仁平
3月23日下午，绵阳市安县黄土镇方碑村，村主任王昌全坐在办公桌前，犹豫不决：要不要给何志毅教授打个电话，催一催款呢？或者再等等？
这一天，眼看村里新建的农房差不多都竣工了，但还有200多万元工程款没付——款子的一部分是需要村民自己筹集的，一部分是何教授承诺联系的无息借款。“要是何老师联系的借款能在3月底之前及时到就好了。”
村委会外，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正灿烂开放，一座座新建的小洋楼立在路两边，蓝顶白墙，挂着红灯笼……好一派风和日丽的美景。
“比之前好十倍。”村民刘年芬将记者领进刚建成不久的新居。这是个一楼一底的小洋楼，4室2厅，总面积120多平方米。小楼后还有两间青瓦房作厨房与猪圈，水井和沼气池都建好了。
在方碑村，像刘年芬一样震后住进了新房的已有380多户，此外还有20多户正在建设当中。王昌全介绍，去年“5·12”特大地震中，全村450户家庭的房屋绝大多数垮塌，需要重建永久性住房的达420户。这对于户均年收入只有2.6万元的方碑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实际上，这里农房重建的速度非常快，“多亏了何老师引来资金，助了一臂之力。”
何志毅原为北京大学教授，今年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当副院长。去年5月下旬，他从北京赶到灾区调查，之后他发起了方碑村“一帮一”重建计划，第一期打算为215户重建新居的村民，筹集无息借款360万元，至今已筹到240多万元（其中已汇给当地142万元），极大地推动了方碑村的农房重建工作。
由于尚有部分借款未到，王昌全目前的心情是喜忧参半：“既有由衷的感谢和高兴，又有不安和担心，万一承诺的借款不能到位，又该怎么办呢？”
“请你转告王昌全，我一定在5月20日之前将一期360万元借款筹集到位，请他们放心。”3月24日晚，当记者电话联系到何志毅时，他的回答让人放心，“从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找出200多人来帮助一个村庄，在这一点上我很有信心。”
小对口
灾区重建户与全国富裕户的“对接”
“选择方碑村，有点偶然。”何志毅回忆说，去年5月20日他和几个朋友来到了四川，先后去了汶川、绵竹等地，有人向他推荐了安县黄土镇，“那里灾情重，但外界关注得少。”
黄土镇方碑村离绵阳市区仅半小时车程，灾情严重，全村房屋倒塌95％以上，死亡13人。何志毅震惊了，按村民的说法，他在方碑村流下了“足足有半水杯”的泪水。
他更为当地人的坚韧不拔而动容。他见到一片废墟中，还有不少村民在下田插秧，“在痛失家园后迅速地播种希望，这是多么坚韧的力量。”他决定要为方碑村做点什么。
他看到了可以有所作为的事——帮助农民重建新居。按照国家出台的灾后重建政策，每户受灾群众可以获得一定的政府补贴，以及房屋总造价一定比例的银行贷款，其他款子要受灾群众自筹。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建一个100平方米的新房，大概需要自筹三四万元。
而据他与一些志愿者的摸底调查，方碑村村民除了务农和打工收入，基本没有其他副业收入，因建房村民中负债户达到70%，负债户平均每户向银行贷款3万元。“每户再要自筹几万元，真难啊。”“这也说明，在政府和银行外，民间援助还有很大的空间。”何志毅说，面对漫长而艰难的灾后重建，即便是再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他看来，灾后重建需要巨资，最好是政府出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企业支持一部分、个人支持一部分。打个比喻，政府是阳光，企业是电光，个人是烛光——这就是他的“光电烛理论”。
他精心构思出“一帮一”的方碑村扶助计划：介绍一些富裕家庭或企业，与方碑村村民签订“一对一”的帮扶协议，向每户村民提供一两万元的无息借款用于建房。借款人将分期还款，而村委会和相关五户村民提供联合担保。
何志毅向记者解释，这方案借鉴了韩国的“一企一村”模式以及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在韩国为了消除城乡差别，三星公司发起了“一企一村”的帮扶模式，开始是去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后来是帮助村里发展经济，效果显著。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推行“乡村银行”，其妙招是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与亲情约束，来提高还贷率。
何志毅的志向，还不止于帮助方碑村这一处。他的愿望是，整个灾区有400多万户需要重建家园，而整个中国的富裕家庭总户数远远超过这数字，如果让双方“对接”在一起，将是一件多么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大事！
震后不久，中央推出了对口支援计划，由一个经济较发达的省（市）来对口支援一个重灾县（市）。“国家那是大对口，我们这是小对口。”何志毅说。
信任
村民主动缩短还款期与“95％目标”
听说有人愿意借款助自家修房，村民们是清一色的赞同。
“唯一不同意的是这条：借款分10年还清。”面对教授的方案，王昌全提出异议，“10年里如果有些人家出了意外怎么还？”
于是还款年限改为5年，即使一户人借了两万元，每年只需还4000元，还是负担得起。
“如果的确有意外发生，我们也有办法。”王昌全说，村委会要为每户人的借款作担保，是相信村集体今后的实力。按照规划，此次农房重建后，全村能节约土地100余亩，村集体将收回经营，每年产生的效益足够弥补“意外”。
何志毅同样自信。此前他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恳请信，恳请朋友、学生、读者等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他的自信，也来源于方案设计中的“五户联保”、村委会担保等巧妙举措。他告诉记者，制作计划曾遇到很多的质疑，主要是怀疑农民有没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所以操作过程中我们特别理性，不允许出现10%的不还款的比例。第一年还款，如果10%的人不还，就是一个信号，也许第二年会扩散成20%不还，最后都不还了……所以我们对不还款的少数人要有一些很理性、很严厉的惩罚措施。”
对于还款率，何志毅把目标定在了95%，“我们期望还款率超过95%，超过就是成功。低于95%，这个模式是不成功的。”他不仅想通过自己的计划切实帮助灾区农民，“还想让它证明，中国农民是诚信的。这是更大的社会意义。”
方案公布后不久，很快就有215户村民提出借款需求。如今实际到款142万元，意味着已有90多户人获得无息借款。而另一方，也有100多位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表达了愿意借款的愿望。
在双方的借款协议中，出借人为甲方，借款的村民为乙方，方碑村村委会为丙方，何志毅所在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处为见证方。为了让资金专款专用，协议特别规定：乙方、丙方无权把资金挪用。同时，出借方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和网络等方式，切实了解借款人的真实情况。
“受过灾难的农民，我们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吗？”第一个借款的北京大学会计系的王立彦教授说，他当时一听说这个计划就马上借了钱，后来亲自去了4趟方碑村，也不是去考察借款人，而是去看看当地的农民是否还需要其他帮助。
奋起
村里不仅要借钱，还想“借”回几个公司
2008年9月2日，第一笔借款——王立彦教授的1万元汇到了方碑村的专用账户。
紧接着，第二笔、第三笔汇款来了，汇款从福州、深圳、广州飞来……通过何志毅搭建的桥梁，不断有全国各地的出借人与当地村民签订帮扶协议：丁伟＋王伦松，谢华生＋曾光全，常清怡＋王得旭，臧晓坚＋王建容……
但不久之后，何志毅和当地村民都感到，收到借款的速度在放慢，也有一些开始承诺要借款的人变卦了。
何志毅告诉记者，由于金融危机以及人手有限、与有扶助意向的人交流较少等原因，计划的实施进度不如预料的好，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先前承诺借款、后来又拒绝了。不过他依然充满信心，“又有近百万资金到账，最近两天就可以到达村里的账户。第一期计划的360万元将在5月20日前全部到位。”接下来，他将开展第二期计划，把全村420户重建户都纳入到帮扶计划中。
“如果是有息借款的话，那就属于民间借贷，但目前国家政策在这方面尚不明确。而无息借款则没有任何体制上的障碍。”何志毅对金融政策很了解。
至于为什么是“借”而不是“给”，何志毅解释说，一是有借就有还，这种压力会迫使借款人积极劳动，从而对当地未来的生产力产生激励作用。二是从实施角度上看，让人借款肯定比求人捐赠来得容易。三是借款比捐赠，更能保护受助方的个人尊严。
何教授的计划是想促使方碑村人“奋起”，村主任王昌全也有同样的更长远的心思：“不仅要借钱，还要借回几个公司来。”
在方碑村村委会，一块“方碑村股份合作社”的木牌子做好没几天，还飘着刺鼻的油漆味。“它现在还是个空壳，以后肯定会搞起来。”王昌全笑着说，许多企业老总因为借款，参与到我们村的重建中，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决定要教育村民年年按时还款，展现诚实守信的好风貌。这样村里可望引进一些大企业，为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有了企业，收入增加了，还那点钱还成问题么？”
这并非空想。去年5月来过方碑村的北京某公司副总裁任庆春，已经与当地说好要建一个山鸡养殖场。四川铁骑力士集团也表态，要在当地建一个生猪养殖基地。
这对小小的方碑村来说，很有诱惑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毛漫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