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现任省长王君止，山西省在三年（2005年到2008年）内换了四任省长（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王君），而这三年间，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依次是王国正、李天太、刘志杰、罗清宇）。有了李天太、夏振贵、刘志杰等前车之鉴，使临汾市的党政领导要职成为“烫手山芋”。据悉，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按说，干部“推辞到临汾就职”有悖于组织原则，很不正常，但是未上任先失去了信心，反射出的却是矿难的预防与治理之难。

　　发生矿难，对主要领导问责是必须的，但是问责也好，撤换省长、市长也罢，并不能杜绝矿难的继续发生，这说明问责或换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那么，山西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利益”两个字，而且所有的问题又都在围着这两个字在转。我说的“利益”，一是指矿主在采煤中获取的暴利，二是指以暴利为纽带结成的利益集团，也就是由黑矿主、腐败官员、黑恶势力构成的各种集团势力相助为虐。很多落马官员事后都被查出与煤矿有利益纠葛，大到地市级政府官员，小到乡镇的派出所民警。足见这种集团势力之大、之复杂，已经到了盘根错节的境地。报道中描述的“虎落平阳”、“不在这里经营个十年八年，很难撼动地方势力”，已经道出了那些靠煤吃煤的集团势力之厉害。苗元礼、杨吉春这些栽倒在煤上的官员，还有那些入股矿山，宁愿不要党籍公职也不退股的官员，都告诉我们，涉煤涉矿的腐败问题有多么严重。

　　“煤老板不暴富都难”的巨大暴利，以及暴利诱惑下的腐败交易，是矿难频发而不止的根本原因——在百分之几百的利润驱动下，那些人甘愿“铤而走险、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并不惜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因此，杜绝矿难首先应该从治理采煤暴利与重拳反腐入手，否则，无论我们把重担都寄希望于地方主要领导身上，还是出一次事撤换一次干部，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