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曾经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源泉，也曾是激励新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三十年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的力量根基，但是，悠忽六十年过去，那曾经激励几辈人近一个世纪的信仰源泉和力量根基却如弥散凡间的尘土飘荡无踪了。
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是理想国度？是生命的彼岸？还是彼岸天堂？……
如果评选建国六十年变革之最的话，所谓的“经济奇迹”也许只能屈居第二，排在第一位的很可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幻灭，因为今日中国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大都是信仰幻灭后的产物。缺失信仰的社会，道德沦丧官贪民疲是必然的结果，但最坏的结果却可能是发生像1990年代前苏联那样的社会分裂和民族国家式解体。
有人说，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种族。尽管共产主义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但是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就整体地忘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价值和功绩，这让我想起西方那个魔笛的故事。一个外来的助力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吸收和同化这种助力，那么当这种外来助力消失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很可能会更多。
前三十年，为捍卫这种外来的、非本土的、排它性的信仰，我们毫不犹豫地悍然摧毁了承袭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道德支柱，在“不破不立、革故鼎新”的宣传和动作中我们打破了“思想”的旧世界；后三十年，为挽救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和执政党地位，我们又毫不犹豫地悍然摧毁了自己大树特树起来的信仰旗帜，在“以发展的名义”和“一切向前看”的宣传和动作中我们横扫一切思想道德领域的藩篱桎梏。
今天，那个思想高尚、信仰饱满的时代只能存留在人们的记忆和缅怀中，仅仅三十年我们构建起前所未有的、引以为豪的“物质天堂”，而丝毫没有在意那环境资源的破败和精神家园的凋敝。中国已经改变了模样，物质贫穷而精神富有的中国已经变成物质富有而精神贫穷的堕落国度，“中美半个多世纪的战略较量终于有了结果：美国赢了——成为胜券在握的骄横屠夫；中国输了——变成了四面被困的待宰羔羊！”如果中国三十年来积攒下的2万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资产最终能够回归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实际财富的话，我们至少还能称得上“物质富有”、“经济成功”，否则我们三十年不过是练就了天下无敌的“嫁衣神功”，而失去的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承受的信仰代价。
“《圣经》中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失乐园的方法——用堕落来毁掉人类。可以说，用堕落来毁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方法，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方法，是比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加高超的方法。而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用兽性化法则代替人性化法则，把中国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约束的魔兽世界。”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们认为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和虔信的价值观，没有质疑、没有焦虑、没有索取，只有喜悦、只有平静、只有奉献。价值观就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的观念。道德就是基于信仰并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准则。为什么我们今天总听到一些所谓“专家学者”迥异于国人大众的奇谈怪论，为什么我们今天总看到一些丧权辱国自私自利的行为堂而皇之，那就是因为迥异的结论或行为恰恰是基于迥异的信仰基石之上。信仰基石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话语体系、评价标准，就像月亮不能亲太阳的嘴、白天不懂夜的黑。
有人认为，中国重建信仰，就是回归传统思想，从国学中找出路，但是仅就“国学”二字阐释，以儒、释二家为主的诸子显学都只顾往筐里装自家货色，一心宏扬自家学派而鲜有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更逞论二十一世纪下的国际政治关系，以千年老朽不堪之学说试图驾驭今日中国之大船，真有盲人瞎马夜半临池的感觉！
毛泽东思想，或称毛主义，是今日中国能够唤起大多数人民美好记忆的为数不多的主流思想。
理论上，毛主义是真民主，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有权人（统治者或领导人）要发扬民主，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来自人民的监督，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监督的方式是：在军队中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建立常设的“士兵委员会”，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成员，由士兵委员会对部队干部进行监督。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账目，听取士兵改善伙食的意见。
在工厂有职工代表大会，特别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制度。工人不仅平时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领导，还要参与决策。
在农村一般有社员代表大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农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规定“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各级政府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由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使群众代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如果领导不接受监督或坚持不改，就应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来造他们的反。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好，应当革掉。”“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4－327页） 如果不去考察1949年之后的实践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理论上毛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与实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