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记
对于那篇有关头发的文字,我一直有些自得。一方面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意境不是经常可以捕捉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为我挣了1500元稿费。那篇文字的灵感部分来自阅读中的知识感悟,部分来自理发中的切身体验。
小学之前的理发经历在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迹。估计是理过发的,就算是条件艰苦,也会用镰刀割过或者用手拔过。那时候的头发成长比较迅速,而我们那里卫生条件又不好,太长太过茂密的头发会成为寄生的小动物的天然牧场。密密麻麻的虱子在头发里游荡,那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小学时肯定是要理发的,因为作为学生,有仪表仪容的要求。但那时候的理发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们那样一个穷乡僻壤,人口少,市场小,分工处于极端粗放的水平。大概来说,那些稍微有点技术性的活计,都由一类叫做“匠”的人群承担,从阉猪,骟马,配种,一直到理发。一切都极为简陋。通常的剃头方式,是用一只大腕将头罩住,然后用剪刀沿着碗沿修剪。这样剪出的头发,下缘整整齐齐的,像个锅盖,所以叫做“锅盖头”。剪锅盖头,难看事小,关键是修剪过程中的痛苦。没有一个剃头匠的剃刀是锋利的——也许他们将锋利的刀具都留下来阉猪骟马了,因为阉猪和骟马的价钱要比剃头高一些。由于刀钝,每剪一刀似乎都要揪扯一下,理发中的那种痛苦大概和阉猪差不多,理发现场也不时发出阉猪般的嚎叫。给小孩子剃头的时候,经常要有人帮忙按住。讲究一点的可以赶集的时候到集市上理发。专业的剃头匠的工具要锋利一些,相应的痛苦要少一点。专业的剃头匠还可以弄出比较好看的发型——至少不是那种土著般的锅盖头。曾经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剃头匠,可以剃出“毛泽东式”的发型,不过也只是偶尔为之,而且只能做到疑似的程度。剃头摊子总是很热闹。男人们围坐着,一边抽烟,一边天上地下漫无边际说话。实际上,很多男人赶一次集,不卖什么也不买什么,就是这样围坐着说一个下午,然后剃个头,回家。我从来没有光顾过集市的剃头摊子。我受不了的是剃头现场的肮脏不堪——现在想起来还会恶心。一地乱七八糟的头发,其中还有小动物在爬行。最恶心的是,由于缺水,一脸盆水要用一天,十几二十几个人洗过之后,那水根本不再是水,而是一盆黑乎乎的油。用来洗头的擦脸的毛巾,也一律是黑色,一律是油乎乎的。实在是不能接受那种锅盖头,也接受不了剃头摊子的龌龊,我们弟兄几个的头都是父亲剃的。父亲谈不上有什么手艺,只是将长长的头发剃短,而且避免锅盖头那样的难看而已。父亲的剪刀一样不锋利,因此我们也一样会在剃头过程中被揪扯得流泪。
剃头成为一件舒服的事情是在读高中以后。县城里有专门的国营理发店,就在老街上。理发店一天营业8个小时,上午和下午各4个小时,中午要休息。理发店摆放着10来个高大笨拙庄严的理发椅,厚重的底盘,柔软坐垫和靠椅。除皮制的坐垫和靠椅是黑子以外,整体呈白色。靠椅外则挂着用来滚剃刀的皮带,看理发师娴熟潇洒地滚刀片,感到那是一件畅快的事。第一次坐到又厚又软的皮椅上时,那种舒适让人感到理发是一件幸福得有些神圣的事情。尤其是,嗡嗡的电推子在头皮上轻轻划过,那些烦恼丝一簇簇轻轻落下,那感觉惬意极了。理发师大多四五十岁,大多胖胖的,满脸笑容,满面春风。有时候他们会与顾客说几句话,大多数时候则是他们相互之间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家长里短。在电推子的嗡嗡声中,我总是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边理发边睡觉也是人生一大乐趣。不过,舒服是有代价的。那时候理一次发大概是两毛钱。我们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3到5元,一个星期可以吃一次肉,也是两毛钱。因此,有时候,理发还是吃肉也是需要斟酌的选择。刚到县城上学的时候,整个城区只有两家理发店。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在飞速变化。到我读高二和高三的时候,城区开始流行美法。一时间,在县城新街上,涌现10来家美发店。那时候,时尚青年的标志,一是爆炸头,而是喇叭裤。
上大学以后,最初是在校内理发店理发。那里的陈设及营业模式和我们县城的国营理发店一样,也有营业时间的限制。有时候,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就到北太平庄一个和校理发店风格差不多的小店理发。那个年龄,应该是青春勃发的时期,也是个性或者人格形成的不稳定时期。很多东西都想尝试一下,虽有各种观念的束缚,但也在尝试突破观念以实现或体现某些变化。头发由于其无成本再生产的特点,事实上成为人们尝试形象变化的试验田。有些同学开始放弃传统的一本正经的发型,开始利用头发来书写自己的个性。记得最初作出这种尝试的是现在山西当行长的那位同学。保守的我内心也有过骚动。一个假期,在几个同学的撺掇下,到西四去烫了个头——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我知道自己对创新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于是交代理发师说,不要烫得太花哨,差不多烫出一点型就可以了。理发师确实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只是稍微烫了一下,虽然有点型但也不是很明显。工程完成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那个异样的我,有一些兴奋,但瞬间之后就只剩下诧异了。这是我吗?我需要这样一个形象吗?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种改变?这样一种改变会不会路径依赖一样的将我引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想着想着,茫然而惶惑起来。异常心疼地交了钱,夺门而出,闯上公交车。低着头穿过校园,跑到水房,打开龙头使劲冲洗头发,希望能将那被烫曲的头发拉直。这样一次失败的改变发型的尝试,至少花了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毕业后到了武汉。住在汉口的那几年,理发的感觉又回到我在乡下时的那种不舒服。那些年总是在路边找个小店理发,3块钱或者5块钱。那时候的收入实在太低,一个月收入也就是百把块,而一斤土豆要一块。通货膨胀最厉害的90年代初,每个月的收入吃饭都很紧张,吃肉差不多就是一种奢侈。一个月理一次发也很不容易。麻烦不仅仅在于预算紧张,更在于理发过程的不堪。夏天理发,总是一身臭汗,再加上发屑在皮肤上的刺激,真是难受之极。冬天理发,在那种四面通风的小店里,冰冷的剃刀在头皮上划过,总给人心惊肉跳的恐惧。有时候,因为害怕理发,也是舍不得花钱,就忍着,头发长到不成样子,才勉强走进理发店。那时候总会自嘲,长就长吧,臭就臭吧,又不是我不想讲究卫生,是低收入和恶劣的环境逼迫我堕落的。后来有几年,因为一两个月就要到湖南看亚亚一次,我就到湖南理发。在那里理发要便宜一些,感觉也要舒适一些。
再后来,到了华师。校内理发店和老家县城及上大学时候的理发店一样的,都是那种老式的笨重的理发椅,理发师也是那样胖胖的,年纪也比较大。但是,总感觉理发师不是很友善,至少不是很热情,总感觉他们的剃刀锋利而冰凉。而且,等待理发的人总是很多,排队总要花很长时间。有一次,实在不愿意等,就进入东门一家美发屋。看门口的红色旋转条纹的标志,美发屋也应该理发的。进门后,有人打招呼,我就说理发。有人回应说,现在理发师不在。我说,那我等理发师回来。有人回应说,不要等了,理发师今天不来了。我泱泱出来,疑惑而无奈。还好附近还有好几家发屋。接着进入另一家,理发要求。店里人们的神色显得很诧异,在他们眼里,我好像就是一个怪物。我终于明白美发屋其实不理发。无奈中,只能回到学校理发店跟着排队。
再后来,到武测住了一段时间。从那以后,理发不再是一件痛苦而难堪的事情。这种改变不是我个人机遇变化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变化的结果。原先蜂拥的那些美发屋确实是不理发的,但理发毕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需求,因此真正满足这种需求的理发产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也在情理之中。在武测的时候,雨燕介绍我到广八路口的一个叫做“时尚”的发屋理发。这是一个现代的理发屋,环境整洁,设别齐全,还有空调。其理发服务集洗发、头部按摩、理发于一体。这种服务,突破了传统的理发概念,理发与休闲游实现了结合。在他们的服务公约里,要求每一次理发服务不少于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洗发和头部按摩也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那是一个青年人的天地,我很欣赏他们工作中的那种踏实勤快自觉,他们对待顾客的那种热情大方不卑不亢。每一个人在工作中似乎都很愉快,在和顾客聊天及他们自己聊天的时候,都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快乐。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努力自觉地做事情。我看到那些洗发的女孩子,在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就自觉去做扫地或者清洁案几的工作。我第一次到那里理发的时候,他们在洗发和头部按摩过程中的认知和细致,以及理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都让我很受用且很感动。于是,本来15元费用,我特意给了20元。之后也一直这样。雨燕开玩笑说我充大款,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真正物超所值,我这样做不过是对他们辛勤而有效的劳动的一种补偿。20块钱理一次发,是最昂贵的一次。不过,那时候我的收入比刚参加工作时也增长了十多倍,因此还能承受。
有时候,他们对待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甚至会成为被服务者的一种负担。有一天,我和雨燕及另一朋友约好在艳阳天吃午饭。我九点半下第二节课后,还有两个多小时时间,就决定去理发。那个姓吴的小伙子做事极端认真负责,他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瑕疵。一而再再而三的审视,反反复复的修理。两个小时还没有理完,我有些着急,雨燕也在电话催我,可小吴一点不着急,总说快好了快好了。为了配合他的工作,我也没有催他,结果,这次理发花了我3个小时。在那里给我理发比较多的是来自仙桃的小刘。小刘手艺娴熟,做事认真,待人热情,很少勉强顾客购买产品。而且,小刘还长得一表人才。第一次小刘给我理发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当时心情不错,说着说着,我给他讲了一个和理发师有关的故事。在日本有一个理发师,在野外驾车的时候不小心撞死一个人。因为四下无人,理发师没有报案,逃逸了。他心里一直害怕而且内疚。后来,有一个人来找他理发,说他看到了理发师肇事的经过,向他提出一大笔钱的要求。理发师满足了敲诈者的要求。而敲诈者得寸进尺,不断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最后,理发师承受不了,在一次给敲诈者刮脸的时候,用剃刀隔断了他的动脉。敲诈者临死的时候,向警方证明他的死不是理发师的责任,并且将此前敲诈的钱全部归还。原来,敲诈者是一个善良的公务员。由于投资失败,负债累累。此前,他买了多份意外人身伤害保险。如果意外丧生,就可以得到大笔赔偿,可以使家人摆脱债务。他敲诈理发师,目的是为了让理发师杀害他。最后,他又证明他的死不是理发师的责任,这样在自己获得赔偿的同时也使理发师摆脱了干系。这个故事是我10多年前读到的,其意义似乎是在说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人生的无奈及人性的善良之类。因为和理发师有关,我就那样说了。说完了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小刘认真听着,同时也在认真工作着。后来,小刘也会跟我讲讲他的工作和生活,讲讲他对时局和人生的一些想法。小刘的人缘很好,手艺也让人放心,等他理发的人总是很多。
再后来,我搬到了现在的小区。小区里开了一个理发店,店主也叫小刘,是监利人。我对监利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湖北的县城里,监利是我认识最早的一个。我大学同学里,老练和云高都是监利人。工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回湖南,都要经过监利。再后来,我们的朋友成浩还到监利当过一段时间县长。小刘在我眼里是一个朴实能干而且特别阳光灿烂的青年。他总是那么和气,那么勤快,那么认真和踏实。小刘是师傅,他带来两个小兄弟和一个小妹妹作为徒弟。小刘的理发店虽然没有时尚那样的气派,但他们还是将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给人以温馨舒适的感觉。在小刘这里理发,洗头和理发加起来只要5块钱,比时尚便宜了不少。后来,老徐也喜欢上小刘,他理发和染发都是在小刘这里。小刘在这里开店之后,我就很少去时尚了。小刘生意一直不错。踏踏实实干了三四年,小刘带的两个徒弟出师了,而他的女徒弟则成为他的女朋友。大概也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他们回家结婚过日子去了。小刘将理发店转手给了另外一个朋友小白。小白也是小刘一样的阳光青年,他可能比小刘的见识要广一些,经营方式也要丰富一些。除了理发之外,小白还做和养发护法美发有关的一些业务。
小刘走后,因为和新来的小白不是很熟悉,我又回到时尚去理发。很久不去,感觉很多东西都有了变化。首先是价格提高了。原来15元的理发变成了现在的30元。其次,服务似乎没有原来那么规范了。比如原来洗发、头部按摩和理发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45分钟的规定不再贴墙上,服务员也没有严格执行。其三,人们的服务观念似乎也在变化。服务员向顾客推销产品比以前热心了许多,有时候,那种热心甚至会让人感到有勉强的成分。好的变化也有,比如经过重新专修之后,显得更加气派也更加现代。店里还增加了几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可以让顾客在做美发的时候打发无聊时光。店员的变化似乎不大。我感觉这个理发店的老板应该有着某种留住店员的好措施,要不然,在人才流动异常频繁的今天,他们的店员不会这样稳定。从我开始到时尚理发,至今应该有七八年了,其中有些店员一直都在这里,比如理发的小刘,洗发的豆豆,还有好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
当初的小刘,还不到20岁。而这次我去理发时,已有人叫他“老刘”了。不过,就算是“老刘”,小刘还是一样的热情认真,一样青春活泼。也许会有一些变化,也许会变得更加沉着和细腻一些。在给我理发的时候,小刘不时跟一个等他理发的两三岁的小朋友说话,逗他发笑。我问小刘,人家都叫你“老刘”了,结婚没有?小刘说,还没有。干这一行收入不高,要积累足够娶媳妇的财富,还得努力几年。小刘嘿嘿笑着,他的口气没有一点幽怨,反而是信心满满的。
今天小刘给我理发时,我心情放松中想起很多东西,回来后拉拉杂杂记下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