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三态：主仆、伙伴、师生
昨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首次会面，全球舆论对这一G2领袖的首次会晤高度关注，甚至超越了对G20的期待。从会后的公报来看，寻求共同的战略大思路是主要收获，这种战略思路尽管较虚，但非常重要，是未来中美双边关系的基调。
双方对未来中美关系都充满期待。胡锦涛主席称：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而奥巴马总统则直截了当地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方对两国关系在现有坚实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赞同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合作、全面。双方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原来的“单轨”提升为“双轨”。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将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蒂莫西·盖特纳财政部长将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在金融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向特别具有挑战性的21世纪的未来，中美的双边关系的确是世界国家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的走势对于人类战胜前所未有的全面严峻危机至关重要。这些危机包括而不限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与文明危机。在全球人口持续增加，人均消耗也在增加，而“地球村”生存空间已经封闭的情况下,留给人类避免毁灭性灾难的时间不会超过20年了。
中美关系存有三种未来可能形态：主仆、伙伴和师生
“美国是主，中国是仆”是美国某些倨傲精英和他们的弟子所希望实现的。这要靠三维度的保证：1，在经济上，美国跨国公司控制品牌和产业链，获得主要的利润，中国人则在世界车间中做苦力，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2，美国金融机构控制中国的金融机构，美联储控制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即美国控制中国的主要货币收益；3，在政治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保证前两者的长期可持续实现。
5年前，笔者曾在《中美战略争夺战：“双子星座”抑或“超级胎盘”》一文中打了个比方：这样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胎儿”，它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这个“超级胎盘”中汲取营养，当营养被吸干榨尽之后，就是中国被牺牲抛弃的时候。
这是一个美国单边利益最大化的设计，美国曾经一度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但人算不如天算，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基本失去了实现这种关系的机遇和能力。但是，现实仍不能排除，某些美国右翼精英仍极力试图追回这个失落的梦想。
如果美国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此，那么对中国，对美国，乃至对人类都将是灾难性的。先不说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就是征服了，美国实现了控制，但它对解决人类面对的一系列终极挑战毫无助益，甚至会自我毁灭人类突围的东方道路，进而加快自我毁灭。因为在西方文明的自我平衡机制中，现在只剩下唯一出路是，通过战争和瘟疫消灭掉那些多余的人，从而重新实现地球上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因而出路要从东方文明中来寻找，而中国恰恰是东方文明精华的集大成者（在此不展开，请参阅《抉择2009：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不过，即使很多中国精英，现在也是身在宝山而不知。
第二种是伙伴，这也分为情人，夫妻和兄弟等种类。情人是阶段性共同利益，虽比主仆关系有所进步，但强势的一方仍会对弱势的一方始乱终弃；夫妻是长期共同利益，但一为雄，一为雌；一为主导，一为顺受；夫过于强大时，则三妻四妾，很难公平；兄弟是皆为强雄，良性竞争、互相欣赏、互相学习，进而优势互补，如果兄弟齐心，则可其利断金，共同为人类危局突围求存求进步，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升级。
第三种是师生，不是只有一方是另一方的老师，而是相互学习。美国精英学习东方文明儒释道的精华——儒家人与人的和谐，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释家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实现精英自利利他的“大我大自由”精神超越；中国精英学习西方文明公民社会的精华——个人的觉醒，公民的监督，契约精神，程序透明等等。这两者再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结合，是大有可能炼制出更高境界的新文明形态。
并非一母同胞者如成为伙伴，乃至兄弟，首先是男儿均当自强，从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相互了解对方，尊重对手开始，进而发现对方的优点，进而相互学习互相借鉴，最后使生命的价值都得到巨大的提升，最后惺惺相惜而结为异性兄弟。
“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未来中美，乃至人类世界都是比较理想的目标。但是，这种状态绝不是靠乞讨而能获得，绝不是靠奴颜所能被赏，必须靠独立自强，靠与美国有力对抗而赢得对手的尊重，靠学习对方优点甚至超越对方而实现，靠展示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令对手敬佩而实现。
从这个路径讲，“胡奥会“为新阶段的中美关系开了一个好头，尽管未来中美间的磨合、冲突乃至对抗仍会不断，但基于解决人类共同生存危机的战略思维，不折腾，更不走邪路，中美未来相互“亦师亦友”的双边关系仍是值得期待的。
昔日中美战略关系分析
2009年1月12日：
转折2009：西方文明危机与中华精英使命
原文网址：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08381745.html
现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国右翼精英，他们就像得天独厚，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们，绝不可割肉饲鹰，必须先在竞技场上先战胜他们，折服他们。欲要战而胜之，必先实现我中华精英与西方精英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独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经济金融领域博弈和抗衡的弱点，成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强的猛士——没有人会向手下败将学习。这才是21世纪中华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义”。只有让对手心悦诚服，他们才会真正地开始诊视东方绵延千年的智慧之火，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终于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2007-06-21
中美G2时代：人民币美元收益均衡至关重要
原文网址：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51667865.html
在这种“连体婴儿”的新结构中，双方宏观经济骨肉相连的，中美两国所谓的独立货币政策已经不可能存在——货币政策互动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特征。
中美间存在三种货币政策连动可能：一、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双方的货币汇率政策；二、美方单方面主导中美汇率和货币政策关系；三、中美汇率和货币政策对抗或互相拆台。无论哪一种，其要害均是美元利率与人民币利率+人民币升值的关系。
中美双赢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值得期盼，“美国完胜，中国完败”则绝不可能接受。如果双方不能互助共赢，那也只能走向第三条道路，双方动用自己所拥有的筹码向对方发动贸易和货币对抗，但那种结果一定会像两个连体婴儿非要把对方从自己的身体里撕开一样，双方都承受不起。
未来数年，中美双方难免你来我往，不断较量磨合，笔者相信最后还是会相互妥协，走上共赢的道路。
昔日相关分析：2004年6月
中美战略争夺战：“双子星座”抑或“超级胎盘”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述评 张庭宾
迈克尔。波特来了，在2004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企业家恰好为又一个战略难题所困扰。
困惑来自于鲜明反差：美国的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更容易了，而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仍然艰难。
在4月21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访美前后，美国对华经贸关系至少赢得了两项重大的市场突破。4月16日，中国商务部颁布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年中，曾经令外资零售烦心的“超国民待遇”的争论，在事实上烟消云散，外资零售业获得了比WTO更宽的市场准入条件；其后，中国无限期推迟自主的无线通讯WAPI标准的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在美国的贸易壁垒面前继续遭遇铁壁。6月3日，在美国商务部召集的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听证会上，长达7个小时的听证中，中国代表只获得了5分钟的答辩时间，中国商务部的官员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在因“最惠国贸易”待遇面对美国国会、在“WTO”上面对美国贸易代表之后，中国不得不再次在“市场经济经济国家”上面对美国商务部。三次面对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国家有责任向本国企业提供一个在国际竞争中有利的环境。”波特说。这也正是美国官员所做的———在中国，除了金融业外，他们已经成功地为美国投资和商品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壁垒。就连汇率问题，美国也以其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向中国频频施压。
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正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波特印证。
“双子星座”的最大障碍
波特思考的核心是“竞争”，竞争必然博弈，企业与企业之间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亦难免俗，在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如何良性互动，波特倾注大量心血。
中国并不缺乏雄心壮志，在21世纪降临的子夜，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国人誓言：在新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共同愿景乃凝聚一个人口众多国家的不可或缺之灵魂。波特说：“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伟大的复兴将意味着中国人像盛唐那样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这对一个100多年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民族无疑极具感召力。
这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出现。与美国并肩站立为21世纪的“双子星座”却未必是现在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想看到的。如果它说不，将是强有力的，或许其政治的、经济和军事的连环牌已经打出。
4月21日，会见中国副总理吴仪时，美国总统布什微笑着说，去年12月9日他在台湾问题上所表明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联想到此前此后，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不再受限制，WAPI标准无限推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句价值亿金的承诺。但谁也不能保证排除这句微笑语言中的警示意味，即如果美国不满意，美国未来不排除改变台湾问题立场的可能。
两难的是，要让美国在经济上满意是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中国的民航工业已体会深刻。在过去20年里，每当中美关系紧张，大量的新波音飞机就会飞到中国。截至2002年10月，中国运营的605家大型民航飞机中有392架是美国波音飞机，占65％。以平均每架8000万美元测算，中国已经支付了313亿美元。
波音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巨大阴影是，曾经几乎与欧洲同时造出干线飞机的中国，当空中客车已经占据世界大飞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时候，其民机工业已凋零不堪，甚至远远落后于起步更晚的巴西航空，如今连支线小飞机也需要巴西的指导。
美国纯熟地把玩“台湾牌”，令中国进退维谷。解铃直需系铃人，归根结底，台湾之结还是中国人自己系上的。换个角度看，谁不可能把台湾从距太平洋西海岸200公里搬到东海岸200公里去，谁也不能阻止台湾经济日益融入内地体系。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保留随时武力收回台湾的权力。自己解开这个扼喉之锁，中国强大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可以制衡外国干预者，届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看来，“和平崛起”意味深长。
只有排除台湾困扰，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才能回到迈克尔。波特的正题———“国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即企业达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能力，以及继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
“超级胎盘”的美国利益
只有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去，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在经济舞台上正面博弈。
博弈要知己知彼，需要了解美国的底牌，清晰自己手中有什么牌，什么牌最重要，先后怎么出。
在政治上，中国难免遭受美国抱有单极世界梦想的战略家的敌意，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超然态度将使这些敌意政治家无法借题发挥。他们难有借口违背国家的基本目标：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
如今的现实是，如果失去了中国经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会严重受损——假如“中国制造”从美国市场消失，美国民众将不得不为维持同样质量的日常生活支付昂贵得多的费用。换言之，美国将立刻遭遇最严峻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才是来自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必要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多么紧张。目前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高度依存的关系，美国是中国高度依存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美国高度依存的制造基地。中国找不到能够替代美国的消费市场，同样，美国也同样难以找到替代中国的制造基地。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出口集装箱量已经占太平洋东行货量的47％，占亚欧航线西行市场的48％－50％。而1999年以来，中国海航市场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波特的理论也正印证这一点，中国的产业簇群正在崛起。“产业簇群是在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从而形成集群式的竞争力。在中国，像广东顺德的家电产业簇群、苏州的电脑产业簇群、温州的小商品产业簇群的萌芽都已经出现，这些产业簇群以及内地激烈的市场竞争、日益挑剔的顾客等外部环境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自我升级的动力，很难被别人取代。
“世界工厂”的未来却未必乐观。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底牌潜伏其中。对美国最有利的是，OEM成为中国本土企业的最终命运，即被牢牢锁定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底端，跨国公司掌控资本、技术、标准、供应链等，将中国和美国两个市场利润的绝大部分攫为己有。换言之，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成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利润给养的“超级胎盘”。而沃尔玛就是那根“超级脐带”。中国的存在仅仅是为美国这个“世界的惟一超大胎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格兰仕已经体会到这种“超级胎盘”的无奈。尽管它在微波炉的制造上已经占有国际市场35％的份额，但由于缺乏国际品牌和渠道，必须给GE等公司贴牌，不得不向沃尔玛低头，因此，其被锁定在2％－3％的微利，更难以建立全球品牌和营销通道。
简而言之，美式“超级胎盘”战略目标是，让美国的跨国公司主导美—中之间的价值链———这包括信息链、物流链和资金链。而中国本土企业的角色仅仅是中国一端末梢的“加工车间”。
由此消灭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潜在土壤成为其第一步骤。关键点是，一是在中国本土企业具备自我成长之前，具备竞争活力、信心和实力之前，跨国公司抢先进入，抢占价值链的战略高地，将本土企业跨国梦想扼杀在襁褓之中。二是不让中国本土企业产品在美国市场获得较高的利润率，釜底抽薪其建立全球级别的品牌、渠道和技术的资本来源，而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在美国畅通无阻。反倾销、特保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构成其常规武器库———如果说台湾问题是个核武器的话。
2004年5月初，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份报告表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垄断地位。它的名单包括微软、柯达、利乐等，而在更多领域，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本地价值链的趋势已不容掩耳盗铃。
也有例外，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通信制造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等本土公司已经杀出重围，不仅在国内市场举足轻重，而且已经成为新兴的中国跨国公司。
中兴和华为能否与思科、摩托罗拉等并肩为“双子星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这是一件“偶然”事件吗？
路径选择与“心”的立场
洞穿美国的棋步，对比胶卷和通信制造产业的不同路径，印证波特的理论，中国“双子星座”的战略道路逐渐清晰。
胶卷工业和通信制造业实质上是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胶卷工业以“开放先行”为指引，采取全行业合资的模式，而幸存的惟一中国本土企业乐凯，被捆绑在国有体制下，尽管国家给它种种扶持，但一直难以壮大，最后为柯达参股，成为柯达系外围成员。
“以改革促开放”却是通信制造业的指针。10多年前，仅仅是给了华为一个参与权，配合以适当控制外资进入的节奏，它就还中国一个惊喜，迄今它甚至都没有上市，2003年销售收入达到317亿元人民币，海外收入超过10.5亿美元，分别比2002年同比增长42％和90％。2003年的研发费用达到34亿元，超过国家“863计划”全年的投入。
这是市场化中国、国际化中国基本路径的两场实验。是在1996年中国学术界“引进外资大论战”之后，8年实践的初步结果。在那场没有结果的论战中，其中一派的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下，民族工业是一个过时的观点；跨国公司没有国家属性；以开放促改革是必由之路等等。
这些迷雾至今仍弥漫在中国。但在世界首席战略大师，美国人波特早已辨析分明，他曾说：———“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国家的作用不减反增。”
———“母国基地通常是企业保持与创造实质竞争优势之所在。企业在这里定制战略，发展与维系核心产品和制造工艺技术，创造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和最先进的技能。企业在一个国家建立企业总部，对当地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
“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和挑战。强悍的国内竞争对手，积极行动的本国供应商，挑剔的本国客户，锤炼出这些企业过人的筋骨。”
———“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给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机会，但同时也威胁该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内贸易与投资的角色，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分散各地的产业簇群和以专业化表现形成的产业簇群，是构成发达国家的最大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竞争力”中，波特所最珍视的是——民间本土力量的产业簇群，即众多的，私有的、既激烈竞争，又在价值链上共生的旺盛力量——当然并不排除外资成为这个簇群的一部分。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和广东会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具活力的“地点”。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本土竞争，有重复建设之嫌，“正确之道”是形成一两家大厂。挟规模与力量与外国竞争者对抗。加上政府保障他们取得必要的资源。“事实上，即使政府大量补贴和保护，大多数国家塑造的大厂都缺乏竞争力。竞争愈本地化，竞争愈激烈，竞争优势越大。”迈克尔。波特如是说。
TCL正在验证着这一“和平崛起”的产业逻辑。铁血竞争逼迫它并购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部，成为中国本土家电企业第一次真正跨国公司化的突破。
政府站在这种大地般的力量上，该扮演什么角色呢？“适当角色是催化剂和挑战者。它应该鼓励或促使企业提升想象力，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即使过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难。”
在波特这位大师印证中国之前，中国错失了一些领域形成本土跨国公司的机会，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毕竟在金融领域，中国尚有机会形成诸多中美“双子星座”的机会。
但问题是，政府向民间开放牌照、重心放在创造专业性因素（教育等），避免干预生产要素与货币市场，推动能导致持续投资的目标（激活股市）等等，都意味着服务和放权。那么这个动力从何而来？
对此，邓小平的答案是：“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波特的答案仍是他的关键词：竞争，中国政府与美国、日本等国政府的竞争。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
“超级胎盘”和“双子星座”的歧途就在眼前，脚正在中国人的脚下，而心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