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低端：中国同样能崛起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好还是不好？
所谓低端，大概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指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二是指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贴牌生产或替别人整机提供零部件生产（如OEM、EMS）等；三是指同一行业中的低端产品，如小排量的廉价汽车等。不难看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由低端生产推动的。二战之后，全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分别从欧美到日本，从欧美、日本到四小龙及南美等；第三次则从80年代开始，全球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处于产业链低端意味着别人挣大钱我们挣小钱，而且还要饱受环境污染之苦，但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宏观经济学中两个最大目标，那就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与印度相比，虽然印度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转移中也受益匪浅，如印度的软件业已经确立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的显赫地位，但软件业所创造的就业人数也不过200万而已，而中国仅出口产品制造部门创造的就业人数应该在1.5亿左右。因此，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的拉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做了制造业中的低端，而印度则做了相对高端的软件业。
波特（Michael E.Porter）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按这样的划分，日本应该从70年代末就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但从80年代末起近20年时间里，它几乎没有进步，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38900点之后，不断下行，目前只有8800多点，明显进入了富裕驱动（衰退）阶段。在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成功胜出的大概就是韩国了，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阶段。而中国目前还在投资驱动阶段，按理说，随着中国出现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有产业再度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无奈中国太大，人口众多，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中国要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好像不太容易。更何况目前中国也正遭受美国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实现产业升级的愿望似乎也变得遥远了。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角度看，中国当初能够获得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当然是件好事，如果能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产业转移中再次实现产业升级，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中高段，则更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具有了产业升级的条件？似乎还没有。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和韩国都利用产业转移之际，发展和壮大了自主品牌的汽车产业，如丰田和现代，而中国则相反，通过三十多年发展起来的自主汽车品牌，如解放和红旗，在汽车行业的中外合资过程中几乎都被挤出市场。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是先满足国内需求再出口；韩国是通过向外举债和引进技术来发展自主产业，通过鼓励国内消费者购买国货来壮大产业规模。而我国则更多地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来发展制造业，这个过程中必然使得老谋深算的跨国公司逐个消灭中国的本土品牌，如上海原本是中国名牌产品最多的地方，如今象蝴蝶牌缝纫机、金星电视机、上菱冰箱等已经看不到了。
由此看来，即便是低端，我们也没有做好。
发展低端应该是现实的选择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都想成为强国，都不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两个30年的两次选择，第一个三十年我们选择了不参与国际分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推进农轻重全面发展的战略，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GDP增长了两倍以上，工业迅猛发展，与农业的产值几乎相当。当时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属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中，GDP增长了八倍以上，在全球堪称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
比较这两个三十年，可以发现，摆脱国际分工体系的自我发展显然是比较慢的发展战略，但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同时又想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这就需要实现产业升级，与别国竞争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和定价权，中国具备这样的实力吗？拿纺织行业来说，几乎全球所有的纺织织物中国都已经掌握了生产技术，但一样得处于从属地位，获取微薄利润，甚至承担订单不足的风险。原因在于我们既没有品牌，也没有营销渠道。80年代起我们之所以要大量吸引海外直接投资，觉得这样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又可以学到外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技巧，同时又不会增加外债，这样的发展战略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跨国公司也有它的发展战略，那就是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挤垮或消灭其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对手）以及本土品牌。如不久前可口可乐高价收购汇源果汁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我们有我们的战略规划，人家也有人家的如意算盘，况且跨国公司有太多的开拓新兴市场的经验，我们显然在经验和信息获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对外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国际分工从属地位已经进一步固化了。我们想实现产业升级，人家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这就是竞争，看谁能够获胜。
而我国在研发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体制问题。首先是以政府财政在科研投入方面，基本上还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正如我国从中央到省级的科研院所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人员结构老化，冗员和离退休人员的费用挤占科研经费；高等院校大量扩招，教研质量下降。虽然财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在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科技经费下拨的方式有太多的行政色彩，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其次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是超过科研院所的，中国则相反。以汽车工业为例，以国企为龙头的中国汽车业在研发投入上极少，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国外一般在5-10%之间。即便是财政部下拨给企业的科技三项费用，要真正转为企业的研发费用也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由于中国企业研发能力较弱，而且整个国家的科研能力也不强（如与日本相比，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籍的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而日本已经有15个人获得该奖），这也是对中国要摆脱产业从属地位的一个掣肘。过去的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去思索：在四大发明之后，我们还有那些发明是值得世人称道的？与我国台湾一起成为四小龙的韩国，形成了汽车、电子等自主产业，称雄全球，而台湾却没有？这到底只是体制的问题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
上述谈到的主要是制约我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障碍，其实，反过来看，由于我国就业压力巨大，而发展低端恰好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从东到西非常丰富，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将长期存在。因此，二次大战之后，每隔20年左右一次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到了中国或许就是终点了，中国应该牢牢抓住不放，而不是好大喜功地去腾笼换鸟。事实上，如果我们的低端产品、低端产业或者低端角色真的做好了，一样可以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一样可以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样可以让中国崛起。
以食品行业中茶叶为例，它应该属于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行业，但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名茶众多，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等，却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茶品牌。由于缺乏品牌，加上出口茶商相互压价，形成了所谓“种植面积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一，出口量第三，创汇额第四”的怪现状。中国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仅值2美元左右，平均茶价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茶叶价格还要低20%。而英国虽然自身不产茶，却拥有全球最大的茶叶公司――立顿，立顿红茶每年的销售额现在已经突破3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们目前茶叶农业产值的70%。因此，低端行业如果能够做到立顿这样市场份额，其经济价值丝毫不比最优秀的高科技企业逊色。
而中国95%以上的企业，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都只有产品，没有品牌。如果我们低端行业或企业的品牌能够不断树立起来，中国在低端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就可以得到提升。中国虽然已经是包括纺织品、玩具、摩托车、彩电等上百种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第一的国家，却既缺乏核心技术，又没有品牌，我们的出口策略大多是低价倾销，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比如，我国在跨入21世纪之后就超越日本，成为摩托车生产的第一大国，但2002年出口的平均单价只有160美元左右，如果企业都依法纳税，估计还要亏损。而日本的出口单价达到3000多美元，因此，中国摩托车的出口创汇额只有日本的4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己在进步，比如，目前中国的摩托车出口单价已经提高到了400美元以上。而我国的纺织服装行业，虽然长期给别人做代工、做贴牌，但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质量已经显著提高，虽然标签是仍是国际名牌，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制造。如果我们更多出口产品的质量能够提升，建立起诚信有序的经营理念，即便永远做低端，中国也同样可以崛起。
做好低端：政府需要调整角色
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给蒙牛、伊利这样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的打击是空前的，象蒙牛那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龙头的神话，却因此而破灭。其实，三聚氰胺事件只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案例说明，当一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会凸现出来，社会秩序被打乱，企业为了盈利而不择手段，诚信缺失、道德沦丧……注水牛肉、太湖蓝藻事件、黑煤窑事件等等，我们实在不应该把这些现象看成个案，在如今这个暴发户不断涌现的年代里，不少企业的心态都是很浮躁的，要期望企业能自觉自愿遵守经营道德规范是不现实的想法，
不久以前，还有很多学者建议要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责难，而一大批心态浮躁、正为仿制而乐此不疲的企业，怎么花一大笔研发费用去实现“中国创造”梦想呢？我们实际上连低端都没有做好，连很多“中国制造”的低端产品在质量、环保和食品卫生等方面都得不到认同，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确实不容易。这就要求政府能够认清中国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审时度势，加强对企业监督和干预，而不完全是为了增加当地的税收，一味去包容、包庇企业不当甚至违法行为。笔者以为，政府可以从国内生产、销售和出口国外两个角度，对企业及其商品进行监督和干预。
中国乳制品行业之所以出事，是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免检产品”待遇，因此，从国内生产及销售角度，国家质检部门应该进一步扩大取消免检产品的范围，如对于与食品相关的产品或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危害的产品，都应该取消有关免检产品的质量认证。此外，对生产过程的环保问题也应该加强检测力度，为了避免当地环保部门的与企业达成“默契”，国家环保部门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环保问题，加大奖罚力度，如给予举报人一定的奖励等。鉴于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面临诚信缺失的问题，非常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和舆论等各种措施来监督企业――这势必会增加企业成本，减少政府税收。但政府可以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提倡消费本土品牌商品等软广告的手段，来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过去的包容和迁就。
从产品出口的角度看，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企业普遍采取的营销策略是低价营销，相互压价，其结果往往是出口产品毛利率下降的同时，还要遭遇别人的反倾销报复。因此，政府除了采取加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监督外，还应该针对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这一现状，加强与反倾销调查较多的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进行协调，如通过制定产品的品质标准、通过行业协会来限定最低出口价格，甚至通过采取出口配额的方式，来限制出口规模等。
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出口规模和创汇收入，但对我们的长期发展应该是有利的，中国企业的弱点除了诚信缺失外，短视恐怕也是一大弱点，当然，竭泽而渔的现象也不止是企业的行为。由于中国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还可以有宗教的约束，因此，政府的引导和协调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