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又译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成立于1920年，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是美国影响广泛的私立非盈利性学术研究组织。2003年，该机构破天荒地开设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① ，至2007年底，研究人员陆续发表了30篇相关工作手稿。本文主要以这些工作手稿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特点、主要观点、发展趋势和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使我们在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时，能够在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动向和成果的信息 ② ，以提高相关研究水平。

　　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与新研究平台的搭建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向来以研究美国的经济问题为己任，对美国的宏观经济、经济周期、长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在美国各大学执教，在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商界、贸易组织等领域任职，且享有盛名的600多名经济学家和商学教授都是其研究人员，其中有16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6名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重要成果就是研究人员的工作手稿，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批成果公开发表出来，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随时可以在网络上浏览和检索。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史上，曾经出版了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对美国国民收入会计核算的开创性成果、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富有影响的有关美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货币需求和消费者支出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成果。

　　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研究美国经济问题的机构，却于2003年首次开设了有关外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组，而这一研究组是以中国命名的，这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90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设立，显示了美国学界在非“中国学”研究领域搭建新研究平台的努力。借助于这一新的研究组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够把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其他学者集中起来，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一新的研究平台，有别于业已存在的以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为主、侧重研究中国问题的几个重要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季刊》等，其研究队伍主要由非汉学、非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组成，成为海内外英语世界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又一个园地。

　　据初步统计，在2003～2007年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官方网站上，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先后有63人次共发表了30篇工作手稿。从时间上来说，2003年有2篇，主要关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及其影响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服务领域的开放问题;2005年有4篇，涉及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股市的投机交易、企业腐败等问题;2006年有10篇，涉及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全球化、资本自由化、家庭储蓄、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和农民问题等;2007年有14篇，主要研究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企业税收制度、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和金融制度存在的弊端、中印经济比较等问题。

　　发表工作手稿的研究人员分为四大部分:一是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的专家;二是全球范围的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格兰银行等）的研究人员;三是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如日本大阪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的大学教授;四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这四部分的人员结构中，主要以美国的经济学家为主。

　　二、以热点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与国外传统的中国研究机构不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首先是以当代中国的热点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工作手稿的内容来看，当代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如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加入WTO后问题相关的就有7篇，约占1/4;又如与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问题相关的有4篇。

　　众所周知，当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对WTO成员国作出了郑重的承诺，即在2006年后，要加大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因而这一问题也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的约翰·沃雷（John Whalley）在《加入WTO后中国关键服务部门的自由化:一些假设与问题评价》 ［1］ 一文中就具体分析了中国的银行、保险、通讯部门的发展状况以及向外资开放的情况，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保险和通讯三个关键的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问题。作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服务行业的贸易自由化虽然与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理论没有太大差别，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对于中国来说要评价这一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传统的理论分析显然是不适用的。一定要考虑中国这些行业发展的特殊性，这是一个难以立即作出回答的复杂问题。作者指出，服务行业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中国的金融部门一定要做大的变革，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改革也要同时进行，才能在理论上达到增加社会福利的预期效果。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经济系的查德·P·布朗（Chad P.Bown）在《中国加入WTO:反倾销、产品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 ［2］ 一文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实际数据，研究了加入WTO前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反倾销问题。作者认为，在2001年前后，WTO成员国对中国公司实施的不同形式的反倾销和差别对待政策是有区别的，之前以反倾销为主，之后则以“中国产品的安全性”为主要政策工具。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政策的国家和区域组织主要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针对的行业是钢铁和化学。对于纺织和服装行业，这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则使用“产品安全”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则实施了“反倾销”政策。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不仅正在学会通过正常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有关贸易国家的“摩擦”，而且还正在成为“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处理其他国家的反倾销事件。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大大增加。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李·布兰斯坦特尔（Lee Branstetter）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兰迪（Nicholas Lardy）在《中国拥抱全球化》 ［3］ 一文中全面地研究了中国的出口贸易问题。作者从历史出发，研究了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种双重制度，是贸易领域的“一国两制”，即出口企业和与出口有关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而内向型企业受到严格控制。加入WTO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制度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使内外资企业得到公平对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中国的出口为什么如此独特?》 ［4］ 一文中肯定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出口战略的成功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好的经济基础，即低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以经济特区形式的外向型政策取向、较大的市场规模;二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努力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另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关于这一话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关于人民币:固定汇率制与弹性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选择》 ［5］ 一文中指出，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各有优劣，每一个国家有权选择适合其情况的汇率制度。对于“双极理论假设（corners hypothesis）”（即要么是牢牢“盯住”某种货币的汇率制度，要么是纯粹的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是不可能存在一个中间性的汇率制度的，但中国提供了一个反例，即目前中国实行的还是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这种中间形式的汇率制度是有效的。作者并不赞成近年来一些美国政客的建议，即美国的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是由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其货币到底与谁盯住。因此，“非法的汇率操控”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可能马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失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的贸易逆差要得到改善，最终要看亚洲其他国家的币值对美元的升值状况。无论如何，中国的币值如何调整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施建淮（Jianhuai Shi）在《货币升值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吗?》 ［6］ 一文中运用VAR技术模型，对人民币的汇率及其对中国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如果与国际金融相联系，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小，但是美国的利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作者通过实证检验说明，中国的资本控制被侵蚀，而流进流出的资本量相当大，因此，外部因素的冲击通过国际金融渠道比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大。除了人民币真实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冲击因素外，国内货币供给和国外需求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也比较大。货币升值的紧缩效应对中国产出的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是以热点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以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条区别于传统中国问题研究侧重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模式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路径。

　　三、以外向型经济问题为核心拓展研究范围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30篇工作手稿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纯粹的外向型经济中的热点问题，第二个层次是与外向型经济有联系的各种问题，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的中国内部经济发展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问题更容易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不过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如果仅仅对这一部分的经济问题加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因此，不少学者开始以外向型经济问题为核心，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进而研究与此有联系的其他问题，如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和中印经济比较问题等。由此使研究层层递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贴近中国的实际，观点也更为客观。如《全球环境中的中国经济:经济整合的进程及其决定因素》 ［7］ 一文运用了1996～2002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行了研究。作者把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看作“大中国”经济圈，比较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以及与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联系程度。根据不同的侧重，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经济体的联系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从资本市场整合来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整合程度就比较高，而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联系也非常密切，但是与台湾的经济整合就不如与日本、美国了，其原因是汇率制度不同。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汇率制度相似，都是实行联系美元的浮动汇率制，而台湾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另外，监管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美国在华FDI的事实与谬论》 ［8］ 一文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但仍有许多误解，歪曲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一些事实。作者运用了大量数据资料，提出要纠正四个错误的看法:在华的美国直接投资规模很大;在华的美国直接投资都是外向型的;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可到别处进行转移投资;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了中国不断形成的技术优势。

　　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等因素与中国有可比之处，因此，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也会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史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在《2040年的资本主义与民主:预测与思考》 ［9］ 一文中指出，无论未来有怎样的潜在经济和政治约束原因，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都能够达到123万亿美元，或者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印度的经济也会持续增长，但是有一些制约因素，使其不可能赶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00美元，将从穷国变成超级强国。通过对中印经济发展的比较，福格尔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对印度来说，教育问题、劳动生产率问题、政治稳定问题（包括宗教、种族、等级等）都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而《中印资源配置不当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10］ 一文则运用中、印、美制造业公司的数据，量化了近年来中、印两国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当程度，衡量了两国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品的差别。作者认为，与美国相比，当假设资本和劳动要素重新配置，其边际产品等于美国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25%～40%，而印度是50%～60%，也就是说印度要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

　　通过研究热点问题、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问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专家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其研究路径遵循了以外向型经济的热点问题为突破口，由此触及对中国内部经济问题的研究。

　　如上所述，30篇工作手稿中的第三个层次则纯粹涉及中国国内经济问题，共有10篇，论及企业、公司产权、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和农民、家庭储蓄等问题。如《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缺陷:以中国为例》 ［11］ 一文以中国为例研究了政府控制型金融体系的弊端和缺陷，包括由于地方利用冲突而造成的国内资本市场的分割以及资本配置的无效性。作者认为，虽然没有一部正式的法律禁止资本在国内的跨省界流动，但是中国国内的资本流动性相当低。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内资本流动中，政府试着有系统地去分配这些资本资源，使它们从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向生产力低的地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金融部门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和推动经济发展。大多数欧美国家的经济起飞，依赖的是私人金融部门的发展，而中国则相反，政府控制的金融部门克服了与产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对经济起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以定量分析和模型建构为主的研究范式

　　通观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工作手稿，首先，研究人员在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以定量分析为主，普遍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这是国际学界在开展经济问题研究时的通用范式。在30篇的工作手稿中，90%以上遵循了这样的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假设、模型构建、数据验证等路径得出合理的结论。而运用得较多的理论则是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等。

　　其次，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多数研究人员就制度建设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有1/3的工作手稿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制度分析，把制度看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制度与外国投资:中国与世界》 ［12］ 一文认为，一般来说，弱化的制度安排会阻止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尽管是一个制度比较弱化的国家，但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国。根据跨国性资料的回归分析，作者认为，在中国一定的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轨迹下，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原因是制度因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并不起主要作用，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人口、市场、开放程度等）在起作用。又如在研究中国的企业问题时，就有学者撰文分析公司招待费和差旅费的组成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吃、喝、公司与政府:一项有关腐败的调查研究———中国公司的招待费和差旅成本》 ［13］ 一文的作者认为，招待费和差旅费中包括了对政府官员的“贿赂费”和“保护费”，对有关资本供给者和客户的开支以及经理人员的过度花销。招待费和差旅费是中国公司的一般开支，占到工资成本的20%。招待费和差旅费实际上是公司腐败的表现，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公司数据说明公司产生腐败的制度因素，强调要用有效的方法发现腐败，并从制度上根除腐败现象。

　　第三，针对中国的不同经济和政治环境，建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一般来说，经济学家擅长于运用理论模型分析经济问题。但是当他们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往往发现现成的理论很难全面解释中国的发展、进步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实例在文献研究中多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中国模式”，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改革、产权所有制、农民和农村、增值税以及外汇储备增加等课题时，尽可能地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建立新的模型，以实证的结论对这些问题加以解释。如《面对贸易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行为反应:运用中国官方数据的分析和模拟结果》一文 ［14］ 认为，运用传统的新古典模型分析中国的改革政策可能会误导大家。因此，作者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假设国有企业由已经任命的经理控制的模型，另一种是由劳动力控制的国有企业模型，分析自由贸易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变，自由贸易政策对国有企业来说都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具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而不是资本主义色彩。如联想集团，作者认为表面上是一个上市的私人公司，但实际上是一个国有企业。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模型的行为分析，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福利损失，而不是福利获得，而这样的潜在负效应是相当大的。又如《浪费的资本:中国的公司产权所有与投资效率》一文 ［15］ 基于对中国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选取了2002～2004年具有公司一级会计信息的12400家公司进行研究，探讨资本配置中系统性扭曲的存在导致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中的公司的不平衡问题。作者发现甚至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与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仍然低于平均水平。同样，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资本回报率仍低于另一些部门和地区。根据作者测算，如果中国能够在资本配置方面更有效率的话，可以减少8%的资本支出而不影响其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样就可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并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再如《健康危害、乡村选举与长期收入———以中国农村为例》一文 ［16］ 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作者运用1986～2002年期间中国48个农村的样本材料，研究健康方面的意外病害对家庭收入造成的动态效应，以及乡村选举为减少这些效应所发挥的作用。作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引入选举的村子在选举之后大多要建立医疗计划，乡村选举减少家庭借贷的可能性有16.7%，结果是选举能够为受到健康危害的家庭减少一半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乡村选举对于农村家庭对抗疾病灾难具有正面作用，经过选举的村庄能够采取保护穷人的一些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近加入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行列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其所搭建的研究新平台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参与，其中不乏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学者，这亦是伴随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学术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以上只是对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工作手稿进行了粗略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到，正如没有人敢忽略中国的庞大市场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国内外的研究人员也都不会放过“中国研究”的大课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之所以会破例开设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美国经济的“交集”和联系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人，他们已经感到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了。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汉学、非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原来属于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专利”，被越来越多的非专门机构的非“专业人士”所分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引领了这一潮流。不少没有任何“中国学”研究经历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参引文献］

　　［1］ John Whalley，Liberalization in China"s Key Service Sectors Following WTO Accession:Some Scenarios and Is- sues of Measure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10143，http://www.nber.org/papers/w10143.

　　［2］Chad P.Bown，Chian"s WTO Entry:Antidumping，Safeguards，and Dispute Settle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13349，http://www.nber.org/papers/w13349.

　　［3］Lee Branstetter，Nicholas Lardy，China"s Embrace of Globalization，NBER Working Paper No.12373，http:// www.nber.org/papers/w12373.

　　［4］ Dani Rodrik，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NBER Working Paper No.11947，http://www.nber.org/papers/w11947.

　　［5］ Jeffrey Frankel，On the Renminbi:The Choice 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NBER Working Paper No.11274，http://www.nber.org/papers/w11274.

　　［6］ Jianhuai Shi，Are Currency Appreciations Contractionary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2551，http://www.nber.org/papers/w12551.

　　［7］ Yin-Wong Cheung，Menzie D.Chinn，Eiji Fujii，The Chinese Economies in Global Context:Th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Its Determinants，NBER Working Paper No.10047，http://www.nber.org/papers/w10047.

　　［8］Lee Branstetter，C.Fritz Foley，Facts and Fallacies about U.S.FDI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 13470，http://www.nber.org/papers/w13470.

　　［9］ Robert W.Fogel，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2040: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http://www.nber.org/papers/w13184.

　　［10］Chang-Tai Hsieh，Peter J.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NBER Working Paper No.13290，http://www.nber.org/papers/w13290.

　　［11］ Genevieve Boyreau-Debray，Shang-Jin Wei，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1214，http://www.nber.org/papers/w11214.

　　［12］ Joseph P.H.Fan，Randall Morck，Lixin Colin Xu，Bernard Yeung，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Investment:China Versus the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13435，http://www.nber.org/papers/w13435.

　　［13］Hongbin Cai，Hanming Fang，Lixin Colin Xu，Eat，Drink，Firms and Government: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NBER Working Paper No.11592，http://www.nber.org/papers/w11592.

　　［14］ John Whalley，Shunming Zhang，State-owned Enterprise Behaviour Responses to Trade Reforms:Some Analytic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Chinese Data，NBER Working Paper No.12780，http://www.nber.org/papers/w12780.

　　［15］David Dollar，Shang-Jin Wei，Das（Wasted）Kapital:Firms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3103，http://www.nber.org/papers/w13103.

　　［16］Li Gan，Lixin Colin Xu，Yang Yao，Health Shocks，Village Elections，and Long-Term Income: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2686，http://www.nber.org/papers/w12686.

　　

　　日本：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日本社会各界  虽然都非常关心中国，但仍有许多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并鼓吹“中国威胁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悠  久的历史渊源，今后中国出现的问题以及作为地区大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都将对日本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日本目前的研究体制与组织并不完善，很难及时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提高对于当 代中国的研究水平、整合各种研究资源、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2007年，日本人类文化研究机构   ①   联合相关  大学与研究机构制定了一项为期5年的“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开始实施“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推进事业”。  

　　一、“当代中国研究”计划的特点  

　　“当代中国研究”计划为期5年（2007～2012年），日本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庆  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和东洋文库设置研究基地，组织30余所大学、80多名日本知  名中国学研究者（另外还有18名中国学者），分6个中心课题和11个研究小组，从历史、政治、经济、社  会、思想及国际关系等多角度，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该计划有4项具体任  务:优秀研究者及机构研究活动的整合与组织化;综合人文、社会、自然等学科，分析发生巨变的中国的现  状及将来;培养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加强各研究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合作;在诸多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建立信息  网，整合散失在各处的信息与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

　　“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范围的全面性   该计划认为，现代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期，而且它还是传统、近代与现代的复合  体。因此，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但研究的范围将扩展为20～21世纪的中国，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环境以及对外关系等都被纳入研究范围。该计划还认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  上空前的经济增长期，其近未来的规划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2.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该计划认为，要全面把握现代中国，寻找出近未来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历史、文学、思想、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国际关系等诸学科必须有机配合，进行跨学科的研  究。此外，因为中国的巨大以及固有的政治体制，外国学者很难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而且中国自身调查研  究的条件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许多重要课题（如可持续发展、政治统治、经济增长与稳定、开发与环境等）都将与中国主要研究机构及著名学者共同完成。该计划称得上是真正的跨学科、超国界的综合性研究。  

　　3.研究成果表现方式的多样化  该计划的目标不只是促进6个研究基地的合作，而是要促进整个日本研  究人员与机构的合作。因此，其干事基地———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综合研究所开设“当代中国  基地网”和定期出版杂志———《当代中国研究网通讯》，介绍各基地的研究活动与成果、研究人员的最新业绩以及国际交流活动。此外，每隔一年召开一次“日本当代中国研究论坛”，并资助出版优秀研究成果。该计  划还将与中国及欧美各国的中国研究机构建立国际交流网络，以推动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水平。  

　　二、“当代中国研究”计划的研究内容与分工  

　　早稻田大学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设置当代中国综合研究所，总负责人为  毛里和子，成员有园田茂人、天儿慧、刘杰、新保敦子、青山0妙，另外还有中国学者胡鞍钢、温铁军、王  逸舟、李培林、李路路和王名;中心课题为“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下设两个研究小组———“日中关于可  持续发展的联合调查研究”和“日中关于和谐社会实现可能性的联合调查研究”。 

　　早稻田大学基地认为，虽然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实力正在提高，但国内统治呈“弱体化”，经济差距不断  加大，思想上的复古主义和宗教组织势力的增强也非常显著，现代中国正呈现出复杂的局势。要分析这些复  杂的情况，必须长时间地与其他相关情况相结合进行研究，从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领域两个方面研究  2020年之前的中国将发生的变化。 

　　早稻田大学基地第一研究小组指出，近20年来，中国农村每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正如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等相关问题，正处于  全面危机的临界点。该小组将探讨2020年之前中国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重点是:共产党的变化与政治体制;  由宏观经济政策看发展战略;解决“三农”问题的理想与现实;构建和平国际环境的可能性。 

　　早稻田大学基地第二研究小组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速以及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中国国内的阶  层差距扩大，出现利益多元化现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彻底颠覆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政治  经济体制、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变化。该小组将探讨2020年之前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可能性。研究重  点是:阶层结构的变化与市民社会的抬头;价值变化与对外认识的变化;社会保障的理想与现实;地区流动  的增加及社会影响。  

　　京都大学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置附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总负责人为  森时彦，成员有石川祯浩、山本裕美、平田昌司、江田宪治、岩井茂树、池田巧等;中心课题为“由人文学  视角分析当代中国的深层结构”，下设两个研究小组———“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当代中国政治的  社会基础”。 

　　京都大学基地计划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研究中国学的经验，将“由人文学视角分析当代中国的深层结构”  作为综合研究课题，推进“有深度的中国研究”，即不仅仅是研究现在的中国如何变化，而且要从人文学、历  史学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的形成过程。 

　　京都大学基地第一研究小组将从人文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  现在的中国是第三次海外思潮流入时期，第一次是清末，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在新思潮的  流入，经过与过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纠葛，正在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该小组就是要通过分析“社会主义文  化”的状况来研究现代中国“新”与“旧”的深层结构。 

　　京都大学基地第二研究小组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政治文化的源头及其发展。近代  以来，中国政治统治原理是从“人治”到“主义治”再到“法治”。但当代中国的“法治”仍需要两个前  提，一是英明领导集体的“人治”，二是社会主义真理的统治（“主义治”）。该小组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  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与习惯，即在中华民国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连续性中理解中国政治统治，  并研究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性及中国社会体系与政治的关系。     

　　庆应义塾大学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设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总负责人为国分良成，成员有小岛朋之（已故）、添谷芳秀、高桥伸夫、安田淳、加茂具树、星野昌裕、家近亮子等;中  心课题为“中国的政治统治”，下设三个研究小组———“政治体制转移:一党统治体制变化的可能性”、“政  治社会结构中的历史连续与非连续”和“围绕中国的东亚国际关系”。 

　　庆应义塾大学基地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研究中，不少人是从“崛起的中国”这一乐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但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表面还是潜在的，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日中两国地理位置相邻，  存在着以历史问题为代表的微妙的政治问题以及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因此，这些问题对于日本非常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了日本的将来，也要尽快对中国的体制转变进行客观的实证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中国的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将以政治与国际关系为主  探讨中国体制的转变。 

　　庆应义塾大学基地第一研究小组指出，很早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早在20  世纪80年代，中国就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80年代后半期开始实施具体计划。但  “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国民主化进程完全停滞。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的教训使得中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急于进行面向市场经济的国内改革和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此后，中国沿着以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  的增长路线前进，但它是排除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9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一边倒、竞争一边倒的路线开  始在国内产生经济差距。进入21世纪后，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  产业之间出现了非常大的差距，各种事件也呈多发趋势。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弱者的声音无法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即收入再分配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同时，掌握所有决定权与信息的是共产党和政府，而且内部政治腐败  的严重化也使得社会越来越不满。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共识。今后，中国会越来越认  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变现状还是有可能的。 

　　庆应义塾大学基地第二研究小组认为，历史连续性问题一直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争论的焦点之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即证明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转变和解放的历史观。但事实上，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中国国  民党的统治，即中华民国的时代。不能否认的是，因共产党的胜利，这个事实已经被改写成共产党为中心的  历史观。提出历史连续性问题，并不是要以1949年作为历史的分界点，而是要尝试在历史的连续性中理解中  国近现代史。当然，并非所有都是连续的，还有一些属于非连续的方面。从这个观点出发，该研究小组的目  的是作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一种尝试，尽可能地在政治社会结构中探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连续与非连  续性。 

　　庆应义塾大学基地第三研究小组指出，有人说中国正在崛起，确实，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世  界的影响也不断增强。但不管是何种评价，不谈中国就无法谈论今后的世界。反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  靠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因此，如果不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自身也无法得到顺利、持续的发展。另外，中国  还不得不应对能源供给量的增加和减轻对环境的负担。在国内社会矛盾突出与事件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  可能会在对外关系中采取民族主义。中国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要分析中国的政治统治，关注国  际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该小组将从各种角度考察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东亚关系，研究其与中国国内政  治的  关系。

　　东京大学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置当代中国研究基地，总负责人田岛俊  雄，成员有田中信行、末广昭、Gregory W·Noble、丸川知雄、川岛真、高原明生和田原史起等，另外还有中  国学者袁钢明、渠涛、梁彗星和王缉慈。中心课题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与稳定”，下设两个研究小组——“经济发展与制度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 

　　东京大学基地第一研究小组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的任务以及以加入WTO为契机的经济法制  度的重建，考察中国国内经济及制度政策等问题，主要研究以下问题:结构调整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深  化与经济法体系的重建;转折期的农业农村问题。 

　　东京大学基地第二研究小组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资源制约突出化以及亚洲经济合作与产业调整的框架下，  考察与对外关系有关的中国经济问题，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围绕中国的亚洲内外贸易结构与东亚经济合作的  可能性;中国·亚洲的产业汇集;中国的资源制约与开发输入·ODA·资源外交。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设置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  总负责人为中尾正义，成员有秋道智弥、佐藤洋一郎、 田顺平、白岩孝行和郑跃军，以及中国学者尹绍亭、  色音、姚檀栋、王根绪和陈菁。中心课题为“中国的社会开发与环境保护”，下设一个研究小组———“开发给文化社会与环境造成的变化”。

　　虽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因为开发在自然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扭曲的现象，如环  境的显著恶化、地区居民的强制搬迁以及人权与少数民族问题。该课题组将根据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在中  国实施的各种项目的研究成果，考察开发给地区文化、社会以及自然环境造成的真实的变化，探讨地区发展  与文化、社会、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妥协点或理想  状态。

　　东洋文库基地  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设立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室，总负责人为高田幸男，  成员有土田哲夫、内田知行、川井伸一、贵志俊彦、久保亨、小浜正子、内山雅生、泷下彩子，以及中国研  究合作者王建朗、沈志华和陈永发;中心课题为“促进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收集利用与推进当代中国资料研  究”。 

　　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室将扩大有体系地收集利用当代中国研究的文献与资料，并重点进行研究。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除了与相关机构合作之外，特别要充实基本图书资料。进一步整理书籍信息，完善中文书籍检索系统和提供资料，构建对整个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的支持体系，开拓从史料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 

　　该课题主要有三项任务:有组织地、有体系地收集当代中国相关资料并整理公开;与各机构合作，促进  当代中国相关资料的利用;推进以当代中国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实证性  研究。

　　综上所述，这项为期5年的研究计划在日本的当代中国学研究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通过该计划，日本增  加了针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机构，集中了目前日本比较知名的研究当代中国的中青年学者。这必将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的力量，提高整体研究水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