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格可补制度缺失

　　封建时代，人们的主流价值观是升官发财，即便是被称做极高雅的文化活动的读书，目的也在做“人上人”，享用“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更无论凭战阵杀伐换来爵禄尊荣的赳赳武夫，其生命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高官厚禄。一旦战死，古代小说中的惯用语就叫做“可怜荣华富贵，化作南柯一梦”。

　　这样一种围绕高官厚禄转圈的价值意识，和我国古代漏洞百出的吏治机制一加结合，必然呈现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渎公行的局面，于是，“千里作官只为财”成了口号，而不必遮遮掩掩；依靠贪污受贿而富可敌国的和珅式人物层出不穷，也就毫不稀奇。可是，颇为奇怪的是，皎皎不群的清官廉吏，如“半鸭知县” 于成龙，“一钱太守” 刘宠，“两不尚书” 范景文等耿介高尚之士，并不是个例，而是无代无之，史不绝书。他们不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总是生活简朴，力戒奢华，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刚正守节。为什么这些人如此“另类”，能够高标独具，遗世独立，而没有与时俯仰，同流合污呢？

　　我们不能够忽视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完善的人格培养部分。孔子之“仁”，孟子之“义”，陶铸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清官能吏，赋予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正是他们，成就了中华民族巍然屹立的脊梁。

　　我们特别强调制度的完善，这原本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完善人格、高尚情操的培养，有时也能补制度之不足。

　　如今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激战正酣，落后的、腐朽的观念不可能立马消亡。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完善人格、高尚情操的培养，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