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的理论特点，在于“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依据“比较优势”来制定发展战略的观点。

随之而来，比较优势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获得空前发展。最终，我们的“比较优势”换来的，就是要用7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美国波音737客机，而不是用1亿件衬衣的生产能力来生产自己的“运十”大飞机。不仅如此，这个“高贵”的大飞机，是不准用作军事运输的，更不能进行军事用途的改装与使用。因此，中国的预警飞机，总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空中平台而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从民生工业方面回顾，因为是劳动力的比较性优势，因此，仅仅是洗涤用品行业，几乎就全军覆没。

从汽车工业方面反思，因为是劳动力的比较性优势，所以，有了汽车工业市场换技术的全面放弃。十年来，市场到是让出去了大多数，核心技术非但没有换回来，反而是原有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工业结构与人才队伍也烟消云散了。比如，70年代我们就有北京吉普车，如果继续进行技术研发和资本投入，今天，我们绝对不会没有自己现代特色的，规模化生产的，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越野汽车。北京吉普汽车厂的消失，是“比较优势”下的一个最典型案例。痛定思痛，百般感慨，令人不堪回首。

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中国创造出了“两弹一星”。在没有“比较优势”进入的那些领域，我们总是不断进步并与国际先进水平逐步接近。比如，我们的卫星工程和载人飞船研制与运行，总是循循渐进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和进步；再比如，嫦娥一号探月飞船一路顺风，紧跟前沿，拥有特色与强项，并且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巨浪”导弹，“东风”导弹，等等、等等。恰恰是在那些具有所谓的“比较优势”的经济领域，我们在巨大付出基础上获得了几年小利之后，目前却陷入了外向型经济的严重困扰。

冷静反思，比较优势，或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忽悠”。特点在于从理论上首先令其承认自己傻并始终落后，不可能有前沿科技能力和发展后劲，也没有现代工业基础与结构性优势。随之而来，必须服从低档次的全球性生产格局，从而出卖苦力、牺牲环境，获得小利，并且，必须接受或者说是承受外向型经济的一切后果。当明白过来之时，付出的代价已经无比昂贵；错过的时光，已经无法追回；甚至已陷入进退两难的陷阱之中。

当初推销比较优势的一个典型理论依据，在于“赶超战略”没有带来直接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反而是拉了后退。可是，这中间绕过了一个最大的历史障碍——文革时期权利阶层间的斗争干扰与内耗。否则，“赶超战略”所奠定的工业基础与创新体系，是一定会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与经济效应的。

“比较优势”导致的最大一个隐患，在于多年来鼓励了一些省份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随之而来，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粮食种植等问题与矛盾，越来越突出。长此下去，这些地区的农业将受到严重干扰，并将直接影响周边城市。

比较优势，在强调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让我们放弃了许许多多的市场与科研实力与领域，原有的创新体系，节节败退。更为惨痛的是，敢于创新的思想与勇气，也被比掉了许许多多。如此等等，都是“比较优势”比掉的那些最具优势的优势。

“比较优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崇洋媚外，画地为牢，依赖出口，忽视内需与民生。

因此，反思比较优势的沉重代价，从新寻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始动力，坚持科学发展观，丢掉“比较优势”幻想，开创“自信、自强、自力、自重”新风尚，团结民众，爱惜资本，中国自主创新道路上的经济发展后劲，必将势不可挡。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于中国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