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硅谷橡子园合伙人朱伟人

硅谷之行让我结识了硅谷著名的育成中心——橡子园的几位创始合伙人：龚行宪、臧大化和王大成，我被这几位早期硅谷创业者身上最纯正的硅谷精神深深触动。他们成功的创业经历和我对创业的深入研究让我们产生了共鸣，他们向另一位橡子园合伙人，也是中关村的风险投资人朱伟人推荐了我，这也促成了3月19日我与朱伟人的见面。中美奥达CEO黎志良和Hambrecht Suma Capital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吴泽强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合作投资发挥到极致

朱伟人的经历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他在70年代中期化工专业毕业之后去越南做食品加工，1978年开始从事半导体行业。这次从业经历没有持续几年，82年的时候其所在的公司开始转做房地产，从美国做到台湾，又从台湾做回美国；90年代末开始向大陆发展，在深圳做房地产，甚至可以中标其他人不容易拿到的桥梁工程。90年代末朱先生与臧大化、王大成，龚行宪、陈五福等创建了橡子园，现在他已经在中关村投资了五家企业。

可以说，朱伟人先生丰富而成功的创业经历，离不开橡子园的其他合伙人给予的帮助。据他讲，在其1978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是橡子园的精神领袖——臧大化提拔了他，给了他很多客户，李信麟和李心培也曾帮过不少忙。90年代末橡子园成立以后，由于他们具有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的双重身份，所以经常是第一个人天使投资100万，第二个人觉得好就会跟投1000万，继而吸引更多的风投。对于创业家，这几位投资人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帮助他们，促进企业成长，拿到更多的市场机会。听了朱先生的讲述我很吃惊，橡子园合作投资的关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企业与企业间共同占有的关系大别于中国中小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他们做的其实是先行的楷模，是在催生中国的大国崛起。“迟早要做成的，早一点比迟一点好。把东西拿到中国来”，我再一次被触动。

在美国成功参政

在美国期间，龚行宪的人脉网络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克林顿竟然在龚的住所进行竞选募捐，甚至奥巴马的竞选募捐，他们也参与其中。这次朱的到访，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办企业往往是和政治相关联的，在美国也是一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关卡和门槛，只有参政才能影响决策，企业才能获取更多权益。而在这一点上，橡子园的合伙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做了很多对华人参政的支持工作，每次捐款都热烈响应，并积极加入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中去。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但是也确实取到了真经。他们融入了美国的上流社会，结识了美国政坛的一批政要，成为华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参政者。我不得不佩服他们战略的视角和匹配资源的能力。“我们希望在中国弱的时候事倍功半，中国强的时候事半功倍”，朱伟人如是说。

中关村未来的潜力产业是生物医药

橡子园对长期的开发十分看重。他们涉足了生物制药、IC设计、光电等自己擅长的技术领域，尤其是对生物医药产业，朱伟人认为将成为中关村未来最有潜力的产业。如同当年软件外包产业带动了班加罗尔高新区、IC制造带动了新竹高新区一样，生物医药产业将带动中关村未来的发展。

朱先生为这一预言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因为化学医药副作用大，生物医药副作用小，所以生物医药产业将决定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走向；创新是美国人的最大优势，但是美国人身上大而化之的个性却成为其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最大桎梏，因为制药的筛选过程是一个精细化长期化的过程，美国的研究者往往就难以在这种枯燥中持续下去；相比于IC产业10%的从业人数比例，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占到了50%。所以，地利和人和的优势使得朱三年前就开始投资运作生物医药产业，将多半的风险投资转向对这个产业的支持，并坚信中关村一定能做成世界生物医药产业的盟主，成为中国崛起众多因素中的一环。

为朱先生的决心振奋之余，我认为大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搭建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平台。而与其合作的，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企业，恰恰是最具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家具有和橡子园合伙人一样朴素随和的做事方式，也更能够理解国人的想法，能够真正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国已经迎来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契机，但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全力支持。我认为这种支持不是基于分红，而是为产业搭建一个甚至两个（中关村和硅谷）平台，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

北京将是生物医药产业腾飞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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