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医生看病是针对疾病本身。90年代中期，医院就成为商业牟利的提款机，医生看病并非只针对病情需要，而更多关注收入问题。这个世纪初，医改的屡屡更新（注：医改，又名医疗机构紧箍咒），一波一波地规范、完善医生的执业标准。终于在Zhengfu、媒体、百姓强大舆论的鼎立相助下，医生不得不回归“绿色”行医。经过近十年的兵峰相戎，终于，大多数医生为了平衡病人与自身利益，乃至法律责任，白衣天使洗心革面。然而，由于惯性的作用力，仍旧驱使着广大媒体、群众对医生兵戈铁马。

　　     许多同界毕业的同学都后悔自己一时冲动走向行医这条路，即将当妈妈的同学抱怨道：“谁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面对正在读医学院校的师弟师妹们，“你们啊，又走向不归路，哎！”同学聚会，介绍对象，别人总是用诧异的眼神问我：“你怎么老不谈恋爱啊？”，我无奈、自嘲地说：“太忙，责任太大，收入也不高，顾不了女朋友，怕被戴绿帽子”。可见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而如今，褪色的荣誉挥之不去。2003年非典时期，又似乎看到了昔日医生的光芒、伟岸、牺牲精神，但又如跳水般大起大落，最终，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如今，“举证倒置”的法律定位，媒体不切实际的炒作（因为媒体知道，关注弱势群体比关注医生更能得到较高收视率、收获更多共鸣、提高更大知名度）已经迫使带上脚镣手铐的医生竭尽所能自我保护，根本无法，甚至不敢放开心扉与病人真正的沟通、治病。

　　     例如，在某某医院儿外科住院部，邱医生准备给6岁大的某儿童做“腹股沟斜疝修补术”，常规行术前准备“胸片”检查，但胸片结果提示：肺纹理增粗，考虑支气管炎。然而，该患儿并没有任何咳嗽、咳痰、胸闷、气促等症状，无体格检查阳性结果。但为了医改下的医疗安全，他不得不请呼吸内科副主任会诊，排除手术禁忌症。呼吸内科副主任会诊口头对邱医生说：“患儿6岁，无自制力，无法做“硬膜外麻醉”（注：局部麻醉的一种，患者是清醒的），然而，全身麻醉需要良好的呼吸功能。该患儿虽无支气管炎症状，但为了医疗安全，故在会诊单写下：1.建议行抗炎治疗5日后复查胸片；2.我科随诊。5日后，复查胸片提示：肺纹理清晰，与前次胸片比较，支气管炎征象已基本消除。邱医生再次请呼吸内科副主任会诊，意见如下：“鉴于支气管炎已愈，考虑可行手术治疗，但为安全起见，建议请麻醉科会诊，降低麻醉风险。”因此，邱大夫请麻醉科主任会诊，意见如下：“无手术禁忌症，可行手术治疗。”待患儿手术毕、康复后，患儿父亲抱怨：“以前（80年代）我也患过疝气，还同时患肾炎，不也没请什么会诊嘛，三下五除二就搞定哦，费用也低。如今，你们医生倒好，就晓得拖延时间，请会诊、吃回扣，哼！医疗败类。”其实，我们作个假设，如果医生按照病人意图不请会诊，如果患儿真出现麻醉意外，医院、当事医生又该花多少代价来赔偿呢？医生的前途又何从光明呢？医院又如何恢复名义呢？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专家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绝大多数人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未来的医改将何去何从，不妨兼顾一下这条真理：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