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乙隆快语（31）
李乙隆
311、秦风说：“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民众推翻，国民党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新的机会。”诚哉斯言！
一个国家的和平转型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如果非要由下而上，那一定不是和平转型，而是暴力革命，是在废墟上重建。
处在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何来转型动力？李某认为：一是出于政治道德，一是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一是出于对自身历史地位的重视。但愿上层人士能抱此心。
312、教育、医疗的高收费及社会保障的缺失使老百姓总得省吃俭用储存一点血汗钱。土地国有使工业用地的成本十分低廉。而存款负利率又使得资金成本十分低廉。刻意让贷款利率远高于存款利率也使得银行吸储与放贷冲动很强，赚钱很容易。长期以来的户口管制、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公、有效劳工监督的缺失，使劳动力也十分低廉。监管乏力的环保体制使企业不需对环境污染作出充分补偿。综合上述种种因素，在中国进行组装、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所谓“中国制造”，便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流向世界。而中国出口大于进口，导致外汇如潮涌入中国。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央行购买每天流入中国约10亿美元的外汇需投放70多亿人民币，这些钱最终流向商业银行，形成“生钱的钱”。于是，流动资金过剩，物价上涨。于是，人民币通胀或升值便被摆上案头。
让李某悲哀的是，不管是通胀还是升值，被牺牲的都是老百姓。在上面所讲的那些链条中，通胀并不能带来劳动力升价。而人民币升值将重创出口产业，造成大量失业。
313、贫困县山东沾化有15名县长助理，那么有多少名副县长呢？肯定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目。按惯例，县长助理与副县长同级，属于副处级干部，当然享受副处级待遇。上行下效，下面那些科级单位，该有多少名副科长或科长助理呢？
314、一个小偷偷走钱包，把里面的现金500元拿走，把装有身份证、驾驶证的钱包放在失主家门口。李某对小偷把证件归还失主的做法表示肯定。偷钱是恶，送还证件是善，此善虽不足以偿彼恶，但说明此小偷还残存一丝善念。
这事儿让李某想起深圳一桩利用小偷的善念抓捕小偷的事：小偷偷走一女子坤包，里面有手机，有人利用那个手机与小偷对话，做攻心工作，说服小偷在约定地点归还财物，却报了警，让警察抓走小偷。李某很想关注一下这个小偷被抓后的处理情况。李某希望对这个心存善念的小偷多加劝导和帮助，少施刑罚。
315、有些煤矿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见到领导，工人必须立正问好，否则罚款30至50元。在夺命的大水面前，还有半小时的逃命时间，打电话报告发现透水情况，未得到领导停工上井的“恩准”，工人们束手待毙。
呜呼，山东新汶华源煤矿溃水，181名工人被困，已经5天，生还希望渺茫。
316、近日最高检发布“起诉标准”，规定“不起诉”的一条是，“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这无疑是有人文精神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根据中国国情，出台这样一条规定，肯定是因生活无着而实施盗窃的人太多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让李某陷于两难：不知该赞美这一规定还是抨击这一规定。赞同一这规定无异于鼓励犯罪，对守法良民不公平。不赞同这一规定呢？因生活无着而实施盗窃的人又确实有值得同情之处。我们不是正处于“盛世”吗？为什么会有众多生活无着的人铤而走险？
317、8月13日湘西凤凰县特大塌桥事件，全国数十家媒体前往采访，有包括《人民日报》记者在内的5名记者被当地政府人员殴打致伤。湘西自治州常委、宣传部长周小毛代表地方党政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遭遇“不愉快”致歉，并转身对其他被殴记者说，其他媒体不能来此采访，“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
倘若是李某者流，连记者证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故现场去行使知情权，被打死活该！
318、感谢徐友渔近日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说出李某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对于把1949年到1978年那个年代说成社会公正、没有腐败的年代，李某一向嗤之以鼻。那时之所以“没有腐败”，是因为毛时代那些政治运动，有相当部分是反特权反官僚的。但既然有官僚有特权可反，就一定已存在腐败。“走后门”这个词，可是出现在毛时代呀。
徐友渔说，过去信息闭塞，被权力垄断的那些喉舌，是不准传播“阴暗面”的。城市职工回乡探亲知道农村饿死多少人，回城后谈起来，即被治罪。据此可知，腐败和不公也会被掩蔽的。关于社公公正，徐友渔指出，“红五类”和“黑五类”及其子女之间，有何公正可言！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其实这仅是冰山一角。
常有人以为李某抨击时弊，便是赞美过去，真是荒唐之极！
319、“在我国，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目前尚不具备合法性。”8月24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指出，“这种情况制约着民间慈善力量的发展。”
李某早已说过，现在虽不说什么党什么人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之类，但那种思维模式依然存在于权力者脑中，他们依然热衷于垄断包括慈善在内的一切光辉。一些慈善人物去世后会被追认为他们的党员。客观地说，他们也有善举，但他们的善举类似作秀。他们用我们纳税人或慈善捐献者的钱去救灾扶贫，总喜欢由某位领导代表他们党和政府，接受这样的感谢：“感谢党，感谢政府！”有时充当临时导演的记者水平较高，才会加上这一句：“感谢全国人民！”
民间慈善人士除了政治需要，一般是不屑于向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捐赠的，因为大家深知，什么机构，只要沾上“官”气，便会官僚运作，效率低下，而且腐败总是难免的。
320、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近读一文，值得一摘：
又称“国企”、“央企”、“资产属全民所有，占有众多公共资源”。
又是海外上市公司，应当说是“股份公司”。具体地说，是全中国人民与海外股民合资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中国人民作为大股东行使管理权，垄断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源，大赚中国人的钱，却不给中国人民分红，只给海外股民分红。
（2007年8月）
李乙隆快语（32）
李乙隆
321、民政部门、警察、医院将伤病的流浪乞讨人员运至辖区境外丢弃，致其饿死冻死病死，这类恶闻在时下中国大陆，已非新闻，见诸传媒，已难震撼公众。时评家们似乎懒得评说了。李某除了悲哀，对此也无甚高论，好多话都说过了。人之善恶，发自内心，但将善恶付诸行动，往往受制于制度环境。倘若体制和制度奖善惩恶，恶人也不敢作恶；反之，好人也难以行善。细看近日一民政人员丢弃病乞事件，更感施恶者的无奈。这个小公务员倘若不施恶，只能自己掏钱将病乞送进医院。
322、近读郭宇宽在《南方都市报》上狠砸郎咸平，好不痛快！郭文中观点，李某早已用李某式的文字阐述过，在郎咸平大红大紫之时，在郭宇宽对他“怀有好感”、提名他为《南方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的2004年，李某就指出郎是左棍，嫌台湾地盘小跑来大陆想在政治上投机一把。他连冒险家都谈不上，因为他抨击的不是执政当局，不是贪官污吏，而是经济人物，因之十分安全。他当时就已表现出对“大政府”体制情有独钟，他把由官僚腐败造成的许多乱相归因于政府不够强大。他的好多言论只对官僚专制体制有益。郭现在才对郎表示“警惕”，虽然比李某慢了三年，但李某还是赞其一把。
323、最高当局所在地北京也出现在此前以为只在荒僻之地的采石场、砖窑才有的奴工。工人们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发工资、暴力强迫长时间劳动。这些劳工是厂主从中介那儿买来的，每名奴工300元。他们的证件被扣押，上班晚了被打，干得慢被打，生病不能工作被打，逃跑被抓回更要被打。这也不是什么黑厂，而是拥有合法资质的正规厂。这是9月1日《南方都市报》所载“奇闻”。
324、又到了新学期开学时间。靠教材生意大赚学生钱的机构又忙着数钱了。
李某不禁想起
325、深圳一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在拆除“违规建筑”时，纵火焚烧棚户区。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字已屡见于《南方都市报》，李某本不想说什么，但近日一张新闻图片还是让李某满眼泪水：执法队员纵火现场，一个儿童徒劳地奔走，试图用一小瓢一小瓢的水，浇灭吞噬他们家园的恶焰。
326、帮人反被诬？判赔近五万。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推理居然是：如果不是彭宇撞倒警官母，他完全可以“自行离去”，“但彭未作出此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彭扶起老太太并送其至医院，垫付200元医药费，我们英明的人民法官便根据这些事实，按照“情理”，断定彭撞倒老太太。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老太太说彭撞倒她，就得拿出充分证据，而不用彭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撞人。老太太拿不出证据，彭却有目击者证明他没有撞人。该目击者称，先看见老太太摔倒，再看见彭上前搀扶，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太太的子女过来。老太太一口否认，该目击者拿出自己的手机，说通话记录可以证明。
老太太的儿子在公安局工作，派出所称原始询问笔录遗失，足以给我们想像的空间。
327、1998年宠家钰当上宝鸡市委书记，在上任后第一次市委全会上说：“……从现在开始，我的要求就是圣旨，大家必须无条件服从！”
他为把某下级干部的老婆搞到手，专门在风景区召开一次干部带家属的会议，然后以处理急事为由支走该干部，迷奸了人家老婆，并培养成情妇。2003年，宝鸡市金融公司非法经营国债巨亏，庞书记为自保哄骗该干部揽罪后却判其死刑以灭口。该干部老婆也就是庞书记的情妇还算有良心，联络对宠书记有怨恨的诸多情妇一起上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惊动高层”，终于扳倒了庞书记。这是庞书记倒台内幕的《知音》版。《检察日报》却称，庞倒台是“西北政法大学81级校友举报8年”的结果。
李某认为，这应该是包括宠书记情妇在内的群众合力的结果。据此可知，要扳倒某党的副省级高官，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哪怕他再臭名昭著！这对某党高官来说，也是一大教训：你的情妇，毕竟是人家老婆，人家孩子的母亲，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了！
328、关于宠家钰这位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9月11日《南方都市报》上熊培云妙语如珠。该文着眼点是“情妇起义”。情妇本应争风吃醋才对，11名情妇抱团起义，可见宠书记情妇之多以及为人之劣致众叛“情”离。据熊文称，1997年宝鸡市干部大轮岗，为保官位，为升职，找庞市长的人络绎不绝，人家知道庞市长喜爱哪一套，投其所好，大搞“夫人外交”。一时间，“舍不得媳妇当不得官”、“拉链市长”的说法沸沸扬扬。一个人一旦为官一方，便可敞开裤裆，下身坚挺，横行十年之久，直至“情妇起义”，“西北政法大学81级校友举报8年”，才“惊动中央”，真是今古奇观！
329、最近有一厅级高官涉嫌抄袭悔过书，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时评家们着眼点都集中在“连悔过书也抄袭”上，引发出来的言论当然大同小异。李某不以为然。贪官的悔过书也好，官方通报也罢，甚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喉舌，也常常这样揭示官员腐败的原因：“……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早些年一定还有“抵制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云云，再加上“没有深刻体会”当时正流行的政治话语比如几个代表、几荣几耻之类的精神。这早已成套路，能说谁抄袭谁吗？
李某最反感的是，把无辜的“人民”也拿来说事：“没有用好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好像他们的权力真的是人民给予的一样。
330、1949年之后，教材之意识形态化，到文化大革命可谓登峰造极，世所罕有。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根扁担，昨天说是朱德的，今天便可说成是林彪的。教材成了墙头草。按理说，时下当局常常说不要把某某问题政治化，怕人家对政治感兴趣，教材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增强人文色彩，增强普世价值意识，应是大势所趋。可今季，上海市去年刚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便被废了。人家给出的理由居然是：该教材淡化意识形态。
（2007年9月）
李乙隆快语（33）
李乙隆
331、国人对垄断企业诟骂久矣。按理说，反垄断法出台，应是举国瞩目之事。可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大家早已不抱什么期望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失望。
在中国具垄断地位的企业，其实就是所谓全民所有的“国企”。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以此观之，所谓反垄断法，不正是保护垄断法吗？
有了法律保护，垄断企业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以大大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掠夺消费者利益，在其利益集团内分享。它们与在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垄断不同，它们不用靠技术创新、质量、效率来取得并巩固垄断地位，它们没有竞争威胁，不思进取，只知掠夺，阻碍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332、“主流”学者的话语，好多时候是能代表当局意见的。近期常听他们说：“不要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某对此倒是赞同的。在李某看来，如果不包括官僚集团，富人中的好人与坏人之比例，并不见得低于穷人中好人与坏人的比例。李某者流并不仇富，也不认为中国人仇富，李某一直认为大众层面上的所谓仇富，是官僚集团对民众仇视贪官、特权的刻意扭曲。近读叶匡政《土改学：划阶级成分》一文，对当时的那种“阶级斗争”更是深恶痛绝。现摘叶文一些内容如下：
斗争会上，村里人了解两兄弟为人，求情的居多，反倒激起工作队干部的愤怒，两兄弟当场被杀；
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能给人戴上“地主”、“富农”帽子，然后杀掉，一个几百人的小村杀了十多个“地主”，杀法有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
农救会长穿上戏服，一拍惊堂木：“给我把他的耳朵割了！”就割了，说用刺刀戳死，就戳死了；
全村没有活着的“地主”，只有几岁的孤女宋朵被预划为“地主”，等她长大再“转正”；
弟兄六个都是石匠，被“选”为地主，都被砸死，小孩被劈为两半；
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用烧红的铁来烙她们，用竹签刺她们手指……
333、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一方面是财政超收7000亿元，官僚机构为如何不合情理却合“法”地花掉这些钱而发愁。按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由政府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这笔钱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私房钱。于是官僚机构每年年底突击花钱便成了一个中国特色。没有谁能保证这些钱被用在“正途”上。这仅仅是超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更是一笔笔糊涂账。
334、中国大陆的地方长官，极少是在法定期满后才离任的，往往在法定任期未满之时就被调任他职。他腾出来的位子，会有人被调来“代理”，而他往他处任职，也往往是“代理”，然后走过“人大”程序，自然而然就转了正。秋风为此发文问：行政长官任期满未能再次当选，就自动丧失官职，由他提名、“人大”任命的官员也同样丧失官职。现在将行政长官在任期未满时调任他职，岂非视“人大”如无物！
秋风之见迂矣！执政者自行其是，其谬远甚于此者多矣。
335、今年的审计报告似乎不再引起人们多少期待。这倒不是他们廉政了，而是审计后再触目惊心的数据都风平浪静，所谓“审计风暴”乃自欺欺人而已，连年来，公众早被折腾得审丑疲劳了。这似乎印证了李某预言，审计报告得以逐渐公布，是权力集团在锤炼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今年的审计报告值得一记的是，外交部所用签证贴纸，结算单价是3.8元，比平均实际价格高出一倍，七年来，仅此一项，外交部多支付6200多万元。这当然是小事一桩，李某录之，是冲着“外交部”这三个字的。
336、山东寿光自发成立的义工组织为6名聋哑或父母双亡的失学儿童举行义演，被寿光民政局协同城管制止。随后，未经注册的寿光义工组织被民政局以“非法团体”为由解散。
义工组织成了“非法团体”？
是义工组织不愿去登记吗？非也！社团要去民政局注册，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个所谓主管单位，其实就是党政部门。没有什么实惠，却有相关责任，一般党政部门是不愿当这个“主管”的，除非上头有什么规定，说某种团体必须成立，必须挂靠在某单位。而这种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所谓民间组织，从常务人员的编制、经费来源到日常工作方式，都与官僚机构无异。
337、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说，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民间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二三十年来不绝于耳，而人家却“一直在抓紧研究”，到现在仍没有一个明确说法，既不敢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又不能说出个时间表。
适当时候？什么叫适当时候？典型的“说了等于没说”的糊弄老百姓的官话。
338、现在是什么物价，居然有某地仍以“低保水平提高到每月50元”作为政绩。李公明说，50元也就算了，然而不是发50元，而是补足50元。你家养了一只母鸡，就得把300个鸡蛋计入家庭年收入，这样计入后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不足50元，政府才给予补足。类似这样的计算方法有13种之多。李公明怒道：“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339、打击拐卖儿童本来是天大功德。可将孩子送还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因穷养不起不敢认领，而养父母千里迢迢到福利院看望孩子，却不被允许，养父母们想办理领养手续，更是无门。
“打拐针对的是人贩子，而收买者却成了打拐的盲点，我们的政策不能纵容这些人。”执法者振振有词。但他们忘了，买孩子来养的人也是受骗者，他们喜爱孩子，看孩子可怜，就给了冒充孩子父母的人贩子一些钱，把孩子抱回家，给孩子以亲情。
孩子是无辜的，可他们所急需的父爱和母爱，却被执法者以“正义”的名义剥夺了。
340、李某上学时适逢批林批孔甚嚣尘上。权力集团对孔孟的“鞭尸”很深刻地印在李某的小脑袋中。但在权力集团还没有意识到用孔子来凝聚人心、重塑道德以维护其稳定时，李某对孔孟之道的认识，早已完全摆脱了儿时的印记。
当权贵与“学者”联手打造能为他们所用的“孔子”时，在李某心中，孔子仍是那个孔子。当然，凡权力集团支持的，李某就要反对，也是一种偏激，绝非李某所好。李某只是想告诉“新儒家”们乃至佛教界人士：当你与权力勾肩搭背之时，要顾及百姓的想法。
顺便一提的是，黑格尔说孔子的思想只是一些道德常识，李某认为此言不无道理。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