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乙隆快语（34）
李乙隆
341、也许我们莫明其妙就欠下了政府和银行一大笔钱，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10月4日《南方周末》载《养老保险的黑色幽默》一文，讲的是一个下岗工人有一个养老保险账户，由于下岗后没有固定单位，收入低，停交了七年保险费，今年要去补交时被告知，七年所拖欠保险费是3.9万元，利息是5000元，滞纳金是6万元。
李某也曾有过一个养老保险账号，由于没有固定单位，收入低，停交了。以前所交的钱不想要了，但愿人家不会追上门来索讨滞纳金吧。
李某曾因工作计划上的需要开了几个银行账户，都存进100元，后因工作计划改变，那些账户不用了，今年忽然想起来，去查了一下，发现里面已被扣掉几十元什么费。李某很想问，那100元扣完之后，李某会不会欠银行的钱。
342、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评论员文章，引发了邵建一番高见，其灵感来自胡适文章，而胡文中惊世骇俗之语又来自王闿运：“彼入京师而不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胡初看王文时视为无耻，后来作《论“去无道而就有道”》时却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胡适的“人必择威”之见未免武断，即使放在今天，“择袁”的肯定也不少。不管选择谁，都有其理由，但我们有选择的机会吗？
在世界尚未大同之时，爱国一定是正确的。李某要反复提醒的常识是：爱国不等于爱执政者。化用孟子的话便是：民为贵，国家次之，执政者为轻。
343、某些大会召开之前，媒体照例要营造“和谐气氛”，李某在网上的一些东西照例会被“沉底”、被屏蔽，最糟糕的是被删除。近期，《南方都市报》新闻及时评版也十分“和谐”，不料却在10月11日的文学副刊上抛出两篇快意文章。
对鲁迅之孙周令飞，李某早有看法，廖绍其对周令飞“鲁迅在当今和谐社会已不合时宜”的论调痛斥一番，好不痛快！周令飞，媚时太甚，愧对先人。
鬼今在《国学热成了“文化桑拿”》一文，把那些将“国学”弄成时装秀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姿态”，在政治层面上扯起“国学”大旗，做着“帝王师”的美梦；一类是“低姿态”，看着老百姓受苦受难，心里不好受，搂着你柔声劝慰：既然被强奸惯了，无力反抗，就好好享受被强奸的快感吧。
344、曾几何时，“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词，与我国某些领导人的大名，以及一些脏字一起，被好多网站设置为过滤字符。有“党的喉舌”之称的传统媒体，对这些词往往也避之唯恐不及。风水轮流转，仿佛一夜之间，这些词成了香饽饽，成了“伟大的名词”，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当然值得称道吧。但让李某困惑的是，刚刚“接纳”了这些词，一下子就冒出这样的宏论：“我国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刚刚说“人家那东西也不错，并非人家所专有，我家也应该有”，很快就说成了“那东西我家早就有了，比人家的好得多了”。
345、中国的土壤总不缺少这样的人：给国家领导人写感谢信以歌功颂德，并借机自我表扬一番，一旦得到回复势必引起媒体正面报道，大出风头。当然，能得到回复的总是少数。这回福州某中学便成了这样的幸运儿，尽管歌功颂德一大堆，得到的回复只是一句批示，也足以风光一番。对这些事情李某一向嗤之以鼻，何苦费唇舌？只是“八股信”在歌功颂德、自我表扬之后的表决心，让李某发笑：学校将“为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新人而不懈努力”。“革命新人”，想革谁的命？中共早已表明自己是执政党而非革命党，你还想革命！拍到马腿了！这样的学校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346、许多人习惯于拿经济的发展来为政府歌功颂德，官僚们也习惯于以此来为自己评功摆好。其实，政府只要把土地从农民那里以低廉的补偿款征用，然后批给开发商，让开发商建起一幢幢楼房，再任由房价飞涨，GDP就十分可观了。
李某再摘抄一则数据来看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清末新政到1937年，被外国史家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尽管战乱频仍，但1929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年约增长9.2%。袁伟时说，这样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奥秘，就是办企业由需要政府审批，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把经济自由还给国民。
347、沉湎于消费主义的中国20－29岁年龄层的人，能否担当起中国民主制度的未来？到2015年，年龄30岁以下的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61%。政府放任甚至鼓励消费主义，其用意不言可喻。这是美国《时代周刊》11月5日所载《中国的自我中心一代》提出的问题。《南方周末》点评此文时说，许多时候，物欲可以冷却人们的政治热情，但是物欲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这或许是对当政者一点善意提醒吧。
348、缅甸僧侣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独裁恶政，令不少中国人疑惑：和尚就该好好静修，怎么去碰政治这等肮脏的东西？梁文道在近期《南方周末》上对这个问题反诘道：中国僧人当政协委员，这算不算搞政治？中国僧人与高官同场敲钟歌“盛世”，颂“和谐”，这算不算沾政治？李某想补充的是：中国僧人在名片上打括号注明“司局级”，这又是什么东东？在李某看来，僧人向恶政示威，为受苦百姓争取免于恐惧、免于饥饿、免于被愚弄，不正好与无畏布施、财布施、法布施相应吗？
349、“鲁迅文学奖”一直被用来“弘扬主旋律”。今年获奖的五部报告文学中，破天荒地有了一部“反腐”的，居然让不少人忧心忡忡。这部作品所报道的医疗腐败事件，已经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被判死而成了佐证政府重拳反腐的范例，坏事早变成好事了。作者也罢，评委也罢，充其量只是在被杀的人身上踩上一脚而已。李某这样说不是对他们不恭，只是人家把这部作品获奖的意义说得惊天动地，让李某不以为然罢了。
作品的主人公陈医生，却是让李某肃然起敬的。她可不是在人家垮台后再站出来深入揭批的，而是冒着危险反腐的。她尤为可敬的是，没有在成为英雄之后满口“豪言”，而是继续说实话：现实没有太多改变；举报制度越来越“完善”，举报者处境越来越难。
陈医生这位反腐斗士被称为“打假医生”，这称谓更符合“和谐”精神吧。这不禁让李某想到近期“打击商业贿赂”的提法，似有掩盖公权寻租等官场黑幕之势。
350、WHO课题组负责人白海娜深谙中国国情让人折服，为
这问题不禁让李某想到，每次台风过后，政府总会说拨出多少救灾款，而真正有几个灾民获得过救灾款呢？李某家乡是所在地方为数不多的贫困村之一，政府文件显示，每年拨下多少扶贫款，而我的乡亲，又有哪位得到过扶贫款呢？
李某所熟知的一家企业，却常常获得扶贫款和救灾款。企业何以获得扶贫？理由冠冕堂皇：“钱给穷人是输血，给企业是造血，企业会带领穷人致富。”其实这类企业既占便宜也吃亏，账面上得到过多少拨款，事实上大打折扣。
（2007年12月）
李乙隆快语（35）
李乙隆
351、“说吧，我的内疚”征文活动，是2007年《南方周末》一大亮点。李某把许多文章打印成册作教材，在历史教育上，让学生认识那荒谬绝伦的一页；在道德教育上，让学生懂得愧疚与宽容；在思想教育上，让学生获得人文精神和人权意识的启蒙；在语文教育上……
一册在手，沉甸甸的。有人批评这次征文所刊发文章大多是关于“反右”、“文革”的回忆。李某认为，与那些政治运动中留下的内疚相比，这次征文所刊发的其他文章都显得轻飘飘的。
那些集悲剧与闹剧、丑剧于一身的运动，对人伦的践踏，对道德的推残，对文化的破坏，对心灵的扭曲，对精神的愚化，历史上难有出其右者。反封建吗？天地君亲师，却只留下一个“君”字，最该摒弃的却偏偏留下了：“忠字舞”、“三餐敬”、“红宝书”、“活学活用”，古代的君主何曾如此风光过……
时至今日，专制阴魂未散，代表信仰的“天地”，代表伦理的“亲师”，却只能在物欲横流、官场腐烂的泥淖中艰难重建。
否定过去并不是为了歌颂当下，就像抨击时弊并非为了美化昔日一样，在同一个政权下，我们要警醒的只是，政权之下，是否有人权的立足之地。
352、聂树斌，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仅凭口供被以强奸杀人罪判死。在严刑逼供大行其道之时，仅凭口供定人死罪，不知冤杀了多少人。
现在真凶王书金落网，按理聂树斌应得到昭雪了吧，可法院不受理聂母的申诉。
法院判处王书金死刑，判决书上偏偏漏掉致聂冤死的那一命案。王上诉求增其罪，聂冤案昭雪有望。但结局也不容乐观。不要以为人家不敢置公众期待于不顾，高某莺案不是已经“淡出”公众视线了吗？弄不好将来要在网上发文，提到聂树斌也得写成“聂某斌”，不然就发不出来。
353、2007年11月15日《南方周末》所发《两份“秘密协议”引发“零地价拿地”悬疑》，也是很让业外人士长见识的。
国土资源部规定，在2004年8月31日之后，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全部叫停，土地转让一律采用“招拍挂”。老百姓早就知道所谓“招拍挂”背后，仍然有很大的黑箱操作空间，但具体如何操作，不甚了了。
《南方周末》披露了一个模式：地方政府与内定“竞得者”签订秘密协议：除上缴省府和契税外，其余地价款将全部返还。然后，挂牌公告，出让底价也是与内定“竞得者”商定的。为了不招来竞争者，挂牌公告总是徒有形式。就算不慎招来了竞争者，由于有地价款返还内定“竞得者”的秘密协议，谁竞争得了！
权威专家说，由于存在大量这样的秘密协议，拍卖价不断创出新高，造成地价虚高、房价虚高的局面。
354、李某曾在《不要抄，不要抄》这篇短文中，把抄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沽名钓誉，这一类最为可憎。第二类是为了饭碗，比如教师为应付检查抄袭教案或教学论文，广告公司的员工抄别人的创意、文案等。第三类是“无意识抄袭”，比如在网上转发别人文章不标明“转帖”、注明出处、保留作者署名，而自己又不想出名，只是随便注册一个网名。以善意度之，网上的抄袭大多属于第三类。但李某在网上却看到这样一个抄袭者，他在其博客上自称是某电视台编导、制片人。他将李某的文章《错过那一段缘》稍作修改，删去题目中的“一”字，便将这篇文章发在其博客“原创”栏上，还署上他的笔名呢。他还在其博客上叫卖其长篇小说，推介其电视节目。从其自介看来，这个人混得不错。李某不惜在快语中说说这一位，是因为他也在抨击腐败呀！唉，这世道！
355、李某不喜欢武侠小说，但敬重金庸。
在1980年以前，总有大量大陆同胞为活命逃往香港。金庸所办的《明报》发表大量社论、报道，将这些“逃港”者称为大陆难胞。他这样做是冒着危险的。
据梁文道介绍，那时总有大量香港同胞带着食物赴边境接济非亲非故的奄奄一息的偷渡成功者。
深圳蛇口第一批建设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大量偷渡失败者的尸骨。
356、上头说要重视农民工，于是各地便出现了各级的农民工“人大代表”。这让李某很纳闷，假如“人代”真正由人民选出，怎么会有上头一重视某一群体，某一群体就有“人民代表”出现呢？
最让人不解的还在于，代表农民工利益、能为农民工说话的，就一定要是农民工吗？真正由农民工选出来的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也可以是律师、记者、社会团体组织者等。
也许在执政者看来，参政议政的能力不在考虑之列，他们要的只是各种阶层的比例尽量协调一些。为了这种“和谐”，明明是党员、官员，可以说是群众；明明是企业主或企业高管，可以说是普通工人。
356、联合国大会最近投票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等52个国家投了反对票，99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南方周末》上又有时评家喋喋不休地谈论“死刑没有威慑作用”，只是“毫无意义的牺牲”。李某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可见李某一直抨击腐败体制只是出于良知，绝非“逢政府必反”的那类人。李某学识比那些赞成废除死刑的学者浅薄得多，一直喜欢这样问他们：假如你深爱的人尤其是最无辜的小孩被恶人残忍杀死，在这个恶人被判死刑之时，你还会这样坚决地主张废除死刑吗？李某不愿诅咒他们，阿弥陀佛，所幸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李某总喜欢站在善良人一边，设身处地为受害者亲属着想。
佛教、道教等善教，都讲究因果报应，对恶人的死刑不正是恶人应承受的一种报应吗？善者被害，残杀者反倒活到寿终正寝，这公平吗？
357、连北京大学的《北大商业评论》仍一直搞不到一个正式刊号，难免会有时评家为其“牢骚”一番。笑蜀在《刊号奇货可居折射精神生产困境》中说，刊号、书号资源本来可以无限再生，只是一组数字而已，但一经行政审批的魔爪，身价扶摇直上，以至在出版界不乏有人以刊号、书号抵资金在合作出版中无本万利。2004年李某在《手机牌照寿终正寝了吗？》抨击过的手机牌照，也是这样的怪物，你有牌照，什么也不用做，一分钱也不用出，厂家每生产一个手机，就得分给你多少钱。
早就有人说过，只要政府给你一把枪，你就可以拉上一帮人，过上好日子。李某注解：这里所说的枪，是指权力。还不至于让你真枪实弹明火执仗吧。这是官府与强盗的区别。
358、一位中国人死了，死在法国巴黎，成为法国近期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这个中国人是非法移民，为躲避警察而失足坠楼而死。她的悲剧被法国人普遍地与法国总统萨科奇“残酷的新移民政策”联系起来。萨科奇要求法国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在中国呢，这位同胞的悲剧，如一粒微埃掉进一潭死水。如果不是《南方周末》报道，有谁知道此人下岗前多年是“技术革新能手”，她的丈夫下岗前也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夫妻双双下岗后，同许多下岗者一样，对他们来说，“政府的再就业培训、生活补贴，从来都只是出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359、近期，各党派纷纷召开本届最后一次中常会或中全会，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是主调，也是今后各党派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党派章程修改也将 “跟进中共党章”，将中共党代会精神内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此表明自己“跟着党走”。据近期《南方周末》载，各党派的政治报告、章程修改内容以及人事安排计划，都得事先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沟通协商。今年3月之后，中央统战部和各党派中央陆续部署为期两年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最核心的是自动、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对此，李某无话可说。
360、据历史资料载，中国总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战乱频仍的1949年是5.4%，和平时期的2003年不足4%。
不少人会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了，李某也赞同这个说法，但要将之归功于某党或某个人，李某不以为然。这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在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人的手脚被松绑后靠自己的勤劳取得的。没有人天生就该被捆住手脚的。
日本从战后的废墟发展为发达国家，只用了15年时间；韩国从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只用了9年时间。中国这30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更大的“成就”是，催生了一个坐拥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
（2008年3月）
李乙隆快语（36）
李乙隆
361、看到台湾民主选举的所谓“乱相”，有人高兴了，谁？专制腐败的权力集团。有人说话了，谁？权力集团的走卒喉舌。请听他们怎么说！
竞选所谓总统，不谈施政纲领，不谈改善民生，只顾互相揭短，这像什么话！
我们大陆官员，从不公开互相揭短，满口执政为民，多么正人君子呀！
李某推崇君子之争，也不喜欢终日互相揭短的做法，但并不否定互相揭短的意义。人家的互相揭短是公开的，大陆官员互相揭短是不可能公开的。面对“蚁民”时，他们是一家人，紧密团结在“中心”周围。他们暗地里的权力斗争，其激烈程度近乎你死我活。谁失败了，谁的腐败就被公开了，反腐斗争又胜利了。
再说，权力集团不是也承认经常有“带病提拔”的现象吗？如果让官员公开地互相揭短，还会“带病提拔”吗？
用不着竞选，用不着与对手攻防，当然可以道貌岸然满口漂亮话了。
362、“国际反华势力”总是指责“我们”权力高度集中，没有三权分立，“我们”也来个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吧，于是，所谓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了，仿佛此前，他们真的傻乎乎地把这三种权力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人身上。
“国际反华势力”总是指责“我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大部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某对他们的机构合并或拆分，看得多了，且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言蔽之。不管是合并还是拆分，他们都会说出一大堆“利国利民”的理由，而最直接的收益者，是那些掌握着“官帽”批发权的人。
363、近日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连续两天请茅于轼“讲课”。
对茅某的一些言论，李某有赞赏的，也有反感的。
在近日“锵锵三人行”中，他一再说中国大学收费太低，“能让孩子上大学的绝大多数是富人，提高学费对他们没有经济压力”。李某听后，恨不得把电视砸了。
供孩子上大学，压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在李某所处的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比比皆是，怎么到了茅某那儿，就成了“极端的个例”？饱汉不知饿汉饥，其实也怪不得茅某。要超越自身各种局限去了解社会，仗义执言，毕竟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364、客观地说，茅某说提高学费是为了拿富人的钱来让穷人子女上大学，出发点是好的，是有良知且政治正确的。但在这样的国情中出这样的主意太弱智。如果不提高学费，或许李某节衣缩食还勉强可以供女儿上大学，但倘若照茅某所言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那李某这样的穷人，不知如何才能不失尊严地从富人或政府那儿拿到钱来供自己的女儿上大学。富人多交的钱被早已衙门化的大学收取，集中在早已官僚化的学校领导那儿，如何公正地发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呢？茅某怎么就想不到这个问题！
365、近看“凤凰大视野”：共军围困长春时，长春的国军为了减轻城里粮荒，放百姓出城，寻求生路，被共军卡住。在守城国军和攻城共军之间的地带，便成了人间地狱。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让李某满眼泪水：一个男人掐死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给那个男人1个银元。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饿得太苦。
“国民党军不顾百姓死活”，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这样的观点早已深植于心。李某想问的是，另一方呢？
366、今天是2008年4月12日。不知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这个日子本应是不该被忘却的。
我们被告知：1927年的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们叫一些流氓冒充“革命群众”胡作乱为，制造屠杀的借口。这就是中共所称的“4.12反革命政变”。
李某由此得知，胡作乱为引来镇压的，可能与镇压者是合谋。
367、这不丹国王辛格父子吃饱了没事干，把好好的王位弃若敝履，折腾什么民主来着，又让这世界所存无多的专制政权难堪了是不是。
说来这辛格父子也够“独裁”的。根据各方面消息分析，不丹的人民并没有不满他们的国王，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也就是说，实行民主是国王父子的意愿，而非全体国民的共同愿望。
还是我们“幸福”呀。当人家向“我们”推介他们的民主时，“我们”说：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制，是“我们”共同选择的，不是执政者独断的。
可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却为何又说人民素质低，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呢。一百多年前统治者说“民智未开”，现在还想把老调弹到什么时候，好意思吗？
368、2008年4月10日《南方周末》载《南昌“刺警案”，谁在撒谎》一文报道，四名特警在酒吧与保安发生冲突，一人被刺伤，警方出动上百个警察查封酒吧，17人被抓。警方酒吧各执一辞。警方称四特警暗访查毒，遭保安围打。酒吧称警察在酒吧消费，送女伴入女厕遇阻，殴打保安，被保安刺伤。谁在撒谎？在正常社会，我们应该相信警方，可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用官方的话来说，是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再看笔录，这几名警员在去酒吧的目的和怎么去的问题上，并没有事先串通好，矛盾百出。
369、4月10日《南方周末》载，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全球调查结果，在被评价的14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国家依次是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中国排在第七位。这应该算是不错的吧。引起李某注意的是，在对自己国家作出正面评价方面，中国人占90%，俄罗斯占78%。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这样“爱国”，只有36%的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做出正面的评价。评价自己国家的数据并没有计入作为排名依据的数据。俄罗斯一位学者这样说，中俄两国人民如此“爱国”，“与媒体被政府控制并用来正面宣传有关”。
对此，李某不作任何评价，以免被那些一方面谋求着出国，一方面又那么“爱国”的人士漫骂，被戴上“汉奸”的高帽。
370、吴稼祥在4月2日《中国青年报》上发文称，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民众被剥夺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民粹。新民粹者具有“六反三仇三热爱”特征：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化、反自由、反智，仇富、仇资、仇官，爱毛、爱苏、爱“文革”。李某没做过调查，不敢妄下结论，苟且信其然吧。但李某实在不明白，社会不公、被掠夺感，与上述的“六反三仇三热爱”，扯得上因果关系的，仅仇官一项，怎么会有其他那些特征呢？在李某看来，被掠夺感与社会不公引来的情绪，应该与除仇官外的这些特征恰好相反呀。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社会不公与人权问题表达关注，被中国执政者视为“国际反华势力”时，新民粹者的反西方情结不正好被执政者所利用吗？于是，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仗义执言的李某者流，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汉奸”。悲哉！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