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最高级别智库”等于“最高水平智库”？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
近日大家都在热议前副总理领衔的新智库，被不少媒体乱叫为“最高级别智库”，大家看了一眼名单就惊呼，原来有那么多的大批前高官、高企，阵容相当豪华。于是乎惊呼未来中国终于有救了，再也不会出现08年的多次误判了，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也充满了联想与幻想，其实大家都太想当然了。
实际上，仅有“前高官”加“高国企”是称不上超级豪华智库的。
其实大家寄予的希望真别太大了，“最高级别智库”与“最高水平智库”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大家忘记了，前高官的判断水平与智库的判断水平是两个概念，前高官不是不可以作智库，许多人退下来后身体还行，会以各种各样的路子在发挥着余热。但要知道，这些前高官大多数过去是决策者而不是谋士，就象军队的参谋长与将军一样，只有好的高级参谋才能有好的作战方案。如果只拉来一批前退休将军，说这就是豪华参谋库了，显然就是误解了。
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大家误解的概念是智库与决策者的概念，智库我国的数量是不少了，质量的确差得惊人。但即使有好的智库，在决策中把他们排除外，只听一些讲好话的，或者是官方内部的，或者是前高官办的，这样未来的国家决策还是出问题的。所以温家宝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讲了“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理讲得很对，未来的决策要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另外我应该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公开化，特别是一些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不能只听少数人的，应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只有公开透明，加上科学化、民主化，才能使决策未来少些误判，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我国过去就是太依重那些官办的机构，或者是虽然是民，但实质还是官，叫半官半民的机构了，才出了那么多的误判。官办的机构，或者半官的机构，太难以改变其依附性。从“两会”一直到媒体，都一直在对智库及某些专家失误进行大力讨伐，《瞭望》新闻周刊专出一辑文章，对那些专会“揣摩上意”的依附型专家与智库进行了重重的批判。
如何提供专业能力与水平，精准性，而不是官位大小才是最重要的。
优秀的智库不是前高官与高企俱乐部，因为这些前高企有太多的利益声音，很难使决策公正科学，前高官又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更难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报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不知是记者给忽视了，还是我们这个超级智库认为这个不太重要？
我们最想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才能提供精准的专业咨询报告？以为官大了，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就专业了？看的问题就比别人强了？大家不要忘记了，退休了，都七八十岁了，难。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太复杂了，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很快，需要快速地掌握情况来提供高质量的决策。
该智库成立，我们最需要最想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看到。一个智库的水平，必须拥有一批学有专才，潜心研读国内外形势的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有专业的优秀报告，这才是一个智库最重要的。就如一个大学，必须要有一批高质量的教授，一个智库必须要有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而很遗憾的是，这个所谓的高级智库拉来一批高官，却鲜见那些真正干活者的名单或者声音，这样的阵容，作秀还可以，但要提高专业的高质量分析报导，我看不是差一小点，而是差得很远。大家总提到的美国几个牛智库，你好好看一看，哪一个智库不是有一大批很牛，在业界特别专业的专家？没有见那个智库拉一大批前高官来吓人的。当然不少智库会拉几个来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但显然仅有这些前高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打造专业的咨询专家队伍，提高他们的研究报告水平，才是一个智库最重要的。现在国经中心没有，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
智库没有钱是不能的，但拿大公司的钱，吃人的嘴软，太容易被利益集团搞掂。
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但上级很可能就是原来的老下级，如何解决回避问题？另外国经中心还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来提供研究经费，其决策的独立性让人打一个大问号？
太多离退休政府高官参与智库，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
但我还是推崇前总理朱镕基先生，退出后就不再干政，因为目前在位的很可能都是前高官的同事或者下级，虽然相熟，但副作用更多，“干政”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词。这样既不利于提高我国的智库水平，也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平台。
离退休老人俱乐部，干政的嫌疑更大，因为各个部门的头头，可能就是他们的秘书或者过去的下级，太容易被左右。所以还是应该学习朱镕基总理，以他为榜样，退休了，就远离政治，让前下级能够更从容地工作。吴仪副总理也让人敬佩，我国高层许多人退休了，在家颐养天年，挺好的。他们作出了很好表率。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阅读材料：
温家宝批示 71岁曾培炎出山成立超级智库
高层次、超部门、半官半民的中国智库之变 中国新“外脑”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办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