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怒火中烧的宪政爱国主义
——乌有之乡4月6日《中国不高兴》座谈会发言稿
北京后改革所研究所
陈永苗
谁没效忠于国家，谁最需要爱国
到底谁和国家对着来，最卖国，最大化“小我”，我认为首先就应该先掐谁。如何迫使权贵效忠于国家，这是当前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不去鼓吹应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一定要警惕爱国主义，要求牺牲小我，被转嫁到百姓身上，而权贵只有从中吸骨髓的特权。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前夕，税负都转嫁给百姓，而贵族只有特权，我们现在也差不多，绝大部分税负在中产阶级头上，而权贵负担的极少。
谁最假装爱国？中国模式或者文化政治的提倡者。中国模式或者文化政治提倡者的阶级基础：移民海外的资产阶级暴徒，相对于权贵而言，是靠近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奴才总是说主子的话。正如中共的真正阶级本性，是下层左翼文化人士。所以全民民主就是他们的民主和参与分赃的机会。中国模式或者文化政治就是他们需要攫取和攫取，得以自耀的道具。他们的努力，不过是了分享可以盗用国家利益自肥的机会。
这种鼓吹对权贵没有任何约束力。就象我在《对权贵启蒙可能么》批评的，仅通过言论自由的压力，没有枪支顶在太阳穴或者来自人民的拳头在高举，要打他们，这一些说法和吆喝没用。我写了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扯淡》，就是反思西单民主墙之后，这种以言论来推动中国进步的民主运动的作用有限性。我最讨厌党内民主派天天喊启蒙，对人民进行公民教育，进行启蒙，其实最需要启蒙的是他们自己。当然权贵是不可启蒙的，给启蒙他们也白搭。我很想写一篇文章，主要说党内民主派最需要启蒙，人民不用启蒙。
假设有一种宗教例如基督教或者国家宗教，强烈的爱国主义宗教，权贵都信了，那有用么，有一点用。但是也不大。因为权贵与老百姓不一样，是天生的坏人，他总是把一切美好的，例如上帝、国家、民族、自由、公共利益，用来谋取私人利益，中饱私囊。这种人天生的不敬畏，无神论，不惜作恶。甚至把作恶当作美德。
罗马的贵族之所以担负责任，效忠于国家，那是因为罗马是混合政体，宪政均衡的，人民力量很强大。所以只有在人民的海洋中，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给予吹捧，作为特权等级出现，与人民之间拉开距离，贵族才能爱国。
贵族爱国是一种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本能，权贵天生的本能是害国的。就像英国的贵族可以领导人民，那是被驯化出来的，被教育出来的，被压迫出来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压迫贵族，这样贵族才有出息。
梁启超当初提出要新民说，那是为了鼓动百姓，可以起来或者敢于起来对付旧军阀，启蒙是为了维权（作为梁启超的弟子，毛泽东对此有感觉的，例如文革中让人民监督官僚，让人民改造知识分子。在人民和官僚之间形成分权制衡，不让一支独大，毛泽东即是造反派的总头目，又是当权派的总头目）。启蒙本身并不成为目的。从五四爱国运动以降，爱国情绪的激情表达，是针对权贵卖国贼的，没有呐喊出来，权贵卖国贼就肆无忌惮的卖国。
而我们今天对民众宣讲爱国主义，包括《中国不高兴》，那是为了形成包围权贵的人民舆论海洋，并不是人民不爱国，而是权贵不爱国，我们只能通过发动群众，迫使他爱国，维护国权。同样是为了维权，维护国权与人权是一体的。都是为了形成权贵与百姓之间的共和，宪法均衡。
可是启蒙的方法，有问题，很容易被权贵和知识精英“乾坤大挪移”，本来是对他们的教育和启蒙，结果就成了对百姓的教育和管制。权贵和知识精英生病，老是百姓吃药。中华民国的共和主义政治，坏就坏在道德启蒙运动和一批坏的不合适的知识统治阶层手上。就像德国的容克，就是很坏的统治阶层，而不是像英国那样一批法政背景的普通法知识精英和贵族。
民众是天生效忠于国家的，爱国的。韦伯发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爱国主义之类的情绪影响而摇摆不定从而忽视他们的真正利益。只要迫使权贵效忠于国家，那么爱国主义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也不会爱国只会牺牲百姓，让权贵买办揩油。我认为不能让权贵爱国，没有消灭或者打压下去之前，鼓吹爱国主义，虽然我知道爱国主义不能丢，但是我心里是恨的痒痒，想对之伸出中指。
我们一直要注意，中国的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一种有一个转嫁责任的本能，例如文革，干坏事的都是知识分子，很奇怪古里古怪的，又变成人民的责任。又例如说道德败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那也是权贵精英带头的，而且他们对百姓的侵蚀也是有限的，总是权贵精英生病，让百姓吃药。所以当下呐喊自愿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也有这样的危险，被转嫁。
在这里右派基于文革和极权时代的体验，天生是正确的，那就是对这种危险有歪打正着的警惕，深入到骨髓。
所以毛泽东文革之中要折磨知识分子，如果放在知识分子与民众这种几千年的转嫁关系中，我内心中还是很佩服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中政治关系的主轴之一，最主要的政治矛盾。毛泽东想要颠转，而到了改革时代，又反过来。知识分子地位又强化，这个问题又恶化。
应该鼓吹战争么
谈论战争的三个维度，一个正当性的消极辩护，一个仅仅是用来批判当下的军事外交政策，应然层面的考虑。另外是鼓吹战争。这三个维度的复杂并存，就要公开言说者，要采取一种妥善的方式的，来避免第三个。
古典战争中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厮杀，无人民百姓无关，那是战士的问题，而民族国家最不能够得到谅解的，就是把无辜，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牺牲的百姓人民也卷入，卷入之后还是只能当炮灰。我没办法否认这种历史的残酷，但是我伸出中指对准那些鼓吹战争赞美战争，在国家真实利益之外制造虚假国家意志，骗取人民上当去当炮灰的人。鼓吹战争的知识分子，我建议把他和他全家先拿去堵枪眼，让他知行合一。
我否定国家真实利益遭到损害之外的一切制造民族国家对立的人，例如其他国家的个人，或者与它所在国家利益没有共荣共生的单位。这些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批评我们，因为错误和我们严重对立，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已成的或者潜在的朋友。
对于《功夫熊猫》的出品人斯皮尔伯格，宣布抵制北京奥运会，我丝毫不当作是公敌，也不当作是私敌。只要他没有当作他们国家真实利益的走狗，而与我们真正的敌对。对于个人立场，即使和我们冲突，是可以说服的。别把公民社会的冲突和误解，上升到国家利益的层面，不要动不动就树国家公敌。
在抗日战争中，儿子被屠杀的中国老母亲，可能都照顾受伤的日本军人，人性和爱远远高于敌对。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是特权者与特权者的对立和冲突，帮凶知识分子与帮凶知识分子之间对立，因为他们在这种对立之中获得统治权，获得我们不敢想象的名誉、地位。而人民与人民之间，造成一个国际性的公民社会。这是爱与互相帮助，或者等待实现的爱与互相帮助。
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我们可以从王小东身上看到话语增生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件本身所呈现的，第二层次自由派的话语，对此展开批评，因为有政治意图或政治性，难免有所偏离或者扭曲本来面目。第三层次是王小东与自由派拧着来，故意“挑毛病，”说反话大话气话。说反话大话气话的目的，与反话所呈现出来的自身主张，并不一定一致。那么就不要被王小东的反话大话气话欺骗了，要看人家的意图，为什么那么说，而不是说了什么。其意图与反话大话气话，混杂其中，对于80后没有话语权的孩子很来劲，很解气。不能拿其中反话大话气话，来当真话，然后铺陈出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已经站在王小东真实意图的对立面，或者很远了。
我举普世价值为例。专制过于中国国情，造成普世价值与中国国情之间水火不容，于是自由派极端之，极端抬高普世价值，贬低中国国情，为了矫枉过正，对自由派的批评，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故意极端贬低普世价值，抬高贬低中国国情。巨大黑洞首先在磁化扭曲空间，双方都走冲锋枪走火。
针对的自由右派的批评，是要成为醒酒石，是促成一种政治成熟，让他们面对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专横地碾过。自由主义是主流，自由右派也是主流，所以要拯救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爱。
指着一个强大家长面前骂的批判，采取启蒙言说的方式，是突出其图景中已经要成为首要的，但是家长看不见重视不了的因素。但是启蒙借助于道德方法，总是自己要取代家长，才能使首要因素突出，这样造成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总以为自己是更高的巨人，于是杀死巨人，自己却落入尘埃，一身污泥。偏离和撕裂是经常的。
而且还需要一个足以包括自己对立面的家长。如果这样的一个家长，就是一个道德，那么就不足以包括对立面。那就是自由右派如果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文艺腔的话，则没戏。
大目标与回归民国
回到民国，《中国不高兴》中所说的这些大目标，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而是那个时代的常识。例如孙忠山用联邦制来终结治乱循环。
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主要是取决于巨大人口的生存危机，引起例外状态。短缺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的五月花上，实行的也是共产主义，还有原始基督教会也是。尽管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结果很失败，但是作为一个尝试，里面也蕴含着很高尚很伟大的理想。我们来读哈耶克老师米塞斯的著作，他们这一些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很高很好，但是做不到。
毛泽东对全民所有有一种政治性或者伟大政治的意图里面。我们来看卢梭的《论不平等起源》，可以推敲出来。毛泽东他们确实想消灭步不平等，当然自己创造了不平等，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毛泽东是掌握国家主权的尼采，有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渴望，敢叫日月换天地。毛泽东时代政治方面想实现的“世界革命中心”和当今中国在经济方面想扮演的“世界经济危机救世主”一脉相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固然是一个可笑的谎言，但是也说明了人们需要超越，渴望超越。我和韩德强谈论过，晚清的天下格局天朝老大中自负，这种虚气是不能破的，一戳破再打气起来，就很费力气。
我关心过几个“罗马帝国”的形成，自信心、共和体制、对神的真诚信仰是一样重要的。罗马早期条件很差，英国也是，荷兰也是，就是靠着三个法宝搞大做强的。
美国条件好。美国也是带着天选民的自信，而搞起来。没有这种信心，美国宪法就不可能用上几百年，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把最好的东西的给他们，剩下小问题，修修补补就可以了。
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自由精神变为制度政体，都是边建设变画图纸。几乎没有现成的，一个是毛泽东的历史阶段的做法。施晓渝说，毛泽东异常注重阶段论，每一个阶段的不同，过了一个阶段，任务和使命就不同了。但是阶段论很容易如果迷失目标，而且像孙中山毛泽东这样符号人物，或者老船长完蛋之后，船就乱开了。还有一个美国宪政的做法，确立根本目标，然后采取阻挡的办法，去消灭妨碍目标的因素。有一个计算机程序，然后不断去打补丁，抓bug。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历史，最高的政治组织形式，有这么一种跳跃：由帝国变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当前最合适的，尽管在超越民族国家，以帝国主义或者乡土田园记忆的方式，但是现在还没能取代。
晚清民国的先贤，面对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他们看到了冲突，也因为中国从这种冲突中受害，于是诞生出一种理想，能否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互相伤害。我认为在欧洲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超越民族国家的冲动是一直有的，例如尼采、阿伦特、葛兰西。那么晚清民国的先贤，就把本土曾经有过的天下秩序达到最好世界领袖的理想搬出来，纳贡体系确实在分配世界资源方面，要比帝国式掠夺要做好多了。晚清民国的先贤想做到西方自身没有做到的，克服帝国政治冲动的想法。
所以毛泽东的“永不称霸”我认为就是这一层意思，学习美国并超越美国。这是我们的伟大政治目标。领导世界并不是称霸世界，作为主人民族的，如果是强盗或者海盗式的，例如如果贪婪的北极熊俄罗斯成为的话，肯定是世界大乱。美国作为主人民族，应该说谁做的最不坏的。至今还没有民族超过他。方法不同非常重要。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有一本书，叫做《俄罗斯与欧洲》，他认为为世界领导者，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是特权，这样就能做好。
“永不称霸”并不意味着放弃领导世界，并不意味着就要像当前这样，萎缩而卑劣，当史上最牛卖国贼。这并不是矛盾的。领导世界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否定这种趋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种趋势与当下并没有太大捆绑关系，甚至当下带来的恶果，可能就是对这种趋势的摧毁。二战之后，如果中国在上升和人心凝聚、禁欲主义运动，如果不是执政者那么乱折腾，弄得死去活来的话，今天恐怕不是那样和美国说话呢。这种趋势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力量的。必然趋势，是不可能你想不要，就不要。例如告别革命，并不是想告别就告别得了的。
道德化的思维方式，文艺腔的文人，他总以为，我们的道德立场不要了，就不会发生革命。所以他们是道德宪兵，负责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不是道德的：是否赞同告别革命。可是这种一种对历史必然性，极端非理性的鸵鸟，并非道德唯心主义可以解决的，它不以道德意识或者道德立场为转移。
这种人是不会思考目标与方法的距离，只要方法不对，他们恨屋及乌，连目标也一并否定。文艺腔就是不会思考方法，以及到达目标的手段，他们只会考虑动机，甚至连目标也不会考虑，以动机而不是结果来考虑好坏。他们比较女人化。就像女孩子，凡是碰到不符合你思维性格的东西，就恶心讨厌，然后就抛弃了，而不是去解决之，去引导之，去化解之。
民族国家——普世主义框架
许纪霖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袁伟时也不能说他不赞同民族主义，同样是许纪霖说的五四青年这种。
提到的五四学生的爱国，实际上是已经降一个等级的民族国家——普世主义框架，它把主人民族给删除了。没有主人民族，没有天选民观念，民族国家——普世主义框架就会瓦解，或者成为一厢情愿。比五四这个更高级，更原初的是康有为《大同书》，它铺陈了一种以中华为主人民族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有一个民族国家——普世主义框架。
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帝国的起点。我们来看但丁的世界帝国梦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民族国家起点之间的关系。来看康德的世界共和国梦想，与黑格儿的民族国家的起点之间的关系。后来纳粹德国就很清晰，德国是一个起点，然后要波及全世界。
培根心目中的英国是共和帝国。英国就像成吉思汗的蒙古一样，是征服世界的起点，要把起点搞成内部和谐力量最大的起点，才能用来征服世界。培根的世界精神，是一个天主教普世帝国在英国展开，逐渐延伸。英国实现了天主教普世帝国的要求，是世界首都。培根是民族国家——普世主义的。民族国家的版图并没有神圣意义，仅仅是临时的，是起点的边缘。
天下秩序观念与民族国家并不是不能重合，既是开放社会，又是封闭社会，只要中国成为天下帝国的首都。没有封闭社会，就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开放社会，就没有天下观念。封闭社会不断放开，把人吸纳进来，门槛不断延伸，过去的中国“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辩”通过政治总体性安排，弄得很融通，是做得不错。
这里的问题是融入世界大家庭成为一员，还是要成为主人民族，垂裳天下（我特别喜欢这个词）。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想成为主人民族，那么你有没有机会成为世界大家庭成为一员。成为一员，就像蛇往上游一样竞争，不是偷懒等得来的，不是和平的，而是要搏斗的，要竞争的。只有强者，才能世界大家庭成为一员，否则你永远在表面在世界大家庭中，其实并不是一员，是被人当马仔的，不会获得平等。不要说世界大家庭，就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首先你要是强者，然后愿意实行平等，才有平等。
所以平等是一个承认的政治，主奴之间的斗争，只有你不怕死，敢于斗争，你才能成为主人，你怕死，放弃了，就是奴隶，不管你多富有强大。平等需要斗争。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言中，就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西方人为什么有平等，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中国人没有，就是因为没有阶级斗争，所以是长期的专制。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承载了“世界精神使命”，于是法国相信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原来是罗马法是理性的化身，现在是法国。很重要的是被鼓励，然后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就讲多元，以让自己获得一席之地，等自己做大，成为最强者，自己相信自己是理性的化身。从相对多元到绝对一元，不过就是实力变化在后面支撑着。
好几年前，在高全喜家楼下，张志扬对我们说，他和刘小枫这几年做的事情是，揭示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权力意志和特殊性。可是我觉得如此一来，普世价值变为特殊性，然后加以放弃，由批判变为逃离。我自己的想法是，应该是自己也创造性转化，变为普世价值，更好的普适性，这就是我们民国以降的历史，世界精神的冲动。让自己的民族上升与世界历史的上升一致。但是这种一致绝对不可能由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根本无法面对复杂的现代性，更别说未知的，变幻莫测的超越现代的“超现代性”。
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他们那种设想，中华比美国更好的承载世界精神使命，这时候，主人民族就是我们了。这就是特殊与普遍性的一致性。按照鲁迅的说法，这时候，越民族就是越加世界的，越加世界的，就是越民族的。因为民族就处于最高点，就是世界精神的化身。
而世界精神使命，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比传统文化或者地方性知识，或者民族道德习俗，更加自然的，接近人性的政治精神，如何变为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道成肉身。这在黑格尔那里非常清晰。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有一种精神比这个更高。这个目标还是我们追求的，不过目前是美国做得最好或者最不差，而我们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加最不差。
由特殊性往普遍性演化，这是宿命，没有民族可以摆脱。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能不能创造出来，比西方版的普世价值，更高的普世价值呢？
首先我必须说，梁启超《旅欧心影录》、辜鸿铭这一些人，提供的道德基础的中华文明优越感，这是黑格尔说的，一种浪漫的情绪和田园回忆，根本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能批判，然后给你带来一种虚无主义的不可能意向，给你一种感觉，一点激动，除此之外，不能化为制度。腐臭的虚空之气，恶心的文学之气，欲望之幻象。
并不是文化很重要，而是政治制度很重要。在晚清海关任职的赫尔德的回忆录，他就说，中国人对天下秩序的自信，是来自天下秩序作为一种很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我就很奇怪，这一些儒生就把天下秩序当作一种文化，可是明明是一种政治秩序，虽然文化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就保姆变为女主人，文化变为首要的。我觉得这里其实是对民国革命的变态“接着说”， 民国革命以共和政治秩序，彻底否定以帝王为中心的政制，当这种政制失去了政治正当性，这时候儒生就得接受，那么天下秩序就由制度，后退到私人社会领域，变为文化。
就儒家的本真而言，其学说也是政治性的，通过政治这种伟大神秘但同时罪恶的力量，用外在强制力和内在真理塑造伟大的人。如此中西古典秩序皆同。政治儒家才是真儒家。先秦儒家是立法者，是政治哲学家，而不是文化哲学家。政治性才是儒家的真谛。当然到了现代，真儒家也不要了。政治儒家确实是值得唾骂和抛弃的。
我觉得民国之后走的是这样一种路径：摆脱儒家的保守主义，离开原来儒家提供的道德政治路径，走得足够远，避开其毒性辐射，避开其磁场，别开生面，另立格局起来做大以后，在吃掉原来的，或者被原来的吃掉，如此打成一片。
然后我必须说，西方版的普世价值，只是普世价值变为政治制度，西方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不能西方对我们不好，有敌意，就恨屋及乌，把普世价值这个好东西，就完全送给西方，和西方捆绑再一次，只此一家再无分号。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像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当你有信心之后，觉得你是天选民民族之后，被上帝的金苹果击中之后，就觉得我做的才是普世价值，西方做的成色太差，含金量不足，真到那一天，西方就会退回特殊性，觉得自己不再是普遍性化身。有人去问意大利人，说罗马精神如何如何，意大利人就觉得很奇怪，说新罗马是美国，罗马文明与意大利无关。不在你的文明有多古老，而在于你是否承载了世界精神使命，和对自己的信心。我再举一个例子，是袁伟时老师在南方周末写的，他说，在元朝和满清主宰中国的时候，小日本觉得华夏法统，就到了日本，小日本就是中国人，而中国大陆，那是荒蛮异族了
你要在全球化格局里面玩，而且要带别人，让别人服你听你的，那么这时候你搞出来的普世价值框架，如果是被窝里面放屁独吞，那肯定没有人和你玩。你也不可能用暴力和军事战争强迫别人，这是征服和掠夺，而不再是全球化的格局，应该说征服帝国主义在英国从欧洲大陆退出，致力于海洋帝国或者商业殖民帝国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至少要做到，你吃肉别人喝汤。然后说成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平等。
有一些人说，我们要一手举着孔子，一手举着毛泽东的红宝书，来迫使别人服从。我觉得就是一个专横的神经病。罗马和今天的美国，如果不给世界其他民族的精英，一种公民权，那么谁服她？公民权就是良好政治设计出来的。可见要强大，共和的政治秩序，不内讧，然后就能汲取别人的资源。克服政治制度上的内耗，是非常重要的。
黑格尔判定古典中国没有自由精神，说的就是这个世界精神使命。复兴传统文化，首先就排斥人性的，自然的，以道德的力量，来反世界精神使命。你要复兴传统文化，你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给他做好。披着传统文化的皮，你这个工作就做不好。所以这个皮，就要扒下来。就像一只蛇，你只有蜕皮了，你才能进一步长大。晚清民国为什么要价值重估，要根本性文化改造，就深刻体会到这种南辕北辙。
我现在给自己留的一个问题是，从民国以来的政治努力，是不是在承受一个比美国更加难做的，更加有普遍性的世界精神使命。例如说美国是一个特例，没有经过封建社会，没有阶级社会，没有土地上的限制，财富很多，几乎没有社会贫困问题。但是这是特例，而世界精神要拯救，不仅仅是美国，而是象中国这样的，有这么多约束条件、拉后腿的、阻碍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解决更好，那么整个世界都有希望。托克维尔也可能这么想，美国是特例，而法国就没这个条件，如果法国做的更好了，说明整个世界就有希望。中国和法国，再做一个比美国更有挑战性，难度更大的政治实验，就从难度来看，美国太小儿科了，幸运而已。我觉得毛泽东应该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