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张鸣 一言难尽的“五四”
2 杨锦麟 寻回而不是告别
3 邱立本 五四运动的最新启示
4 袁绪程 永远的五四
5 傅国涌 五四空间今何在？
（1） 一言难尽的“五四”
张鸣
五四过去90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90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其实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虽然是中日双方面的，但却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了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跻身政治决策核心，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炸发生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线。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对警察，也不采取对抗手段。但是，凡是爆发运动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猫，第一次抓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塌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了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跟后来文革的红卫兵相似。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运动爱国主义凯歌遮避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惟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自己也对五四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无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
（2） 杨锦麟：寻回而不是告别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新闻周刊为此做了一个“回到1919”，内容详实而丰富。
“南都周刊”刊登台湾学者王晓波评价其恩师殷海光的專訪。標題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人民不受骗。而王赓武，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的文章，似乎更值得推荐一读。
文章认为，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
对中国大陆有关部门在过去二十年间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主要原因，文章也做了分析，并回顾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的历史借鉴。
作者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两位作者指出，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寻回而不是告别，但关键是对于一个善于选择性遗忘的民族，在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如今，五四精神还寻得回吗？
（3）邱立本：五四运动的最新启示
穿越90年的时光，回首峥嵘岁月，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爱国吗？当孙中山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可曾注意到，专制的“麻袋”被打开后，曾被麻袋紧紧封住的亿万个“土豆”会四处流散？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一盘散沙、四处流散的“土豆”——亿万中国人重新聚集在爱国的新帜下。
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大声疾呼：不要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过些什么，你是否想到，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是由美国人自己缔造的家园？当作家白桦轻轻地问自己：国家不爱你，你还爱她吗？他显然弄混了国家和政府的区别。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不爱，谁爱？尽管它有许多瑕疵，是那么的不如意，我们仍然深爱着她——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爱国并不等于盲目的排外，排外并非爱国，正如竞争并不等于侵略一样，我们要敢于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国家竞争更多的正当利益。我们也要善于合作，要与各国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多赢的世界。
我们也不妨自省：我科学了吗？高歌呼吁科学90年了，还有人打着伪科学在骗人，用科学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掺入三聚氰胺，用敌敌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论文，假冒伪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学是求真的，当被视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都敢造假，你还能相信谁呢？不要忘了，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工具，也是一种心态，讲科学就是要求真务实，改变中国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着汗去吃面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相比千年专制，我们的确民主多了，但离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届”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还有多大的距离呢？民主是一种思维或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会“我反对甚至厌恶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博大思维和胸怀。民主既是激励手段，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价值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是舶来品，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段上，甚至是奢侈品。民主更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建设的长过程，我们要多一份理性，多一点耐性，多一份努力，多一点信心，来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
同样，我们也不妨拷问：我新文化了吗？我们是否兼容并蓄，在继承古老中华文明的精华基础上，创造出了现代中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品格，更是一个国家的底蕴。制度规则可以趋同，文化则应求同存异。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征途中，也许任重而道远。
探索新文化、图存救亡的五四运动的激情岁月，已渐渐远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陆离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灯红酒绿之中。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她永不褪色，永远铭刻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原文载于《中国改革》2009年第五期）
（5）五四空间今何在？
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文/傅国涌（凤凰博客）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
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西方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在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这样说：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
编后：
“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胡适宣传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刘师复、黄凌霜等宣传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宣传的新村主义；王光祈宣传的工读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里，各种思潮的争论与碰撞迎来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争论的根本是中国的发展前途。经过论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1920年8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