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艰苦的童年和少年

我的老家在开原市（原开原县，1989年1月建县级市）庆云堡。父亲李宝印，母亲佟淑珍，哥哥李荣久，姐姐李玉芬。1951年，父亲经人介绍到抚顺市一家工厂当工人，一家五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的极低的工资过活，生活非常困难。1955年7月7日（农历5月18日），我出生在新抚区铁背山。1961年由于苏联的经济制裁等原因，全国吃低标准，每人每天三两粮食，根本吃不饱，记得在抚顺吃过豆饼馅的大饺子。父亲认为农村还是好过的，而且正赶上全国工业大下马，父亲就决定回老家庆云堡。1961年9月我们一家就回到了庆云堡。落户到河东大队第十二生产小队，住在三间草东屋的南炕，北炕是三叔家，西屋是二叔家。由于水土不服，我浑身上下长了不少疮，非常痛苦，一脱袜子连下一大块腐烂的肉，至今左腿内侧还有一个像五分钱硬币大小的疤痕。因为我比同龄的孩子都胖，又懂事，不骂人，大人小孩都喜欢我。当时我经常光脚光腚子。因我肚脐鼓鼓的，都管我叫“气肚脐”，尤其是一个叫张守林的二叔，一见面就叫。当时正是吃生产队大食堂时候，全队的家庭都到生产队打饭，回家吃。那时我的绰号真不少，有人看我的长相象旧社会东荒的一个叫朱六虎的“大老财”（大地主），就管我叫“朱六虎”。我小时爱吃土豆，且老实厚道，我的一个叔伯姑李香云又给我起个外号叫“大土豆子”。

当时十二队、和十三队同在一个大院，每队都有几挂洋车（铁木结合）和一两挂胶皮轱辘车。一天生产队分香瓜，同时又卖猪崽子，别人家都要大的，我偏要最小的，满院子喊“我要末末渣，”最后可能是没要这个末末渣。有一年一个叫魏德林的一家住在我家的北炕，估计也有七八口人，老大是男的，叫魏殿权（小名叫魏柱子），比我大一岁，大丫头叫魏俊英，小名叫魏丫。那个年代，家家孩子多，大都是两个或几个孩子盖一床被。魏柱子和魏丫盖一床被。有一天晚上，魏丫说：“咱娘两好好睡一觉”，引起南北炕一阵大笑，也引起了论辈的话题，魏叔和我父亲也考起了我，“父亲的妹妹和你是什么俩？”我说是娘俩，“你哥和你姐是什么俩？”我说是哥俩。说罢魏叔和魏婶都说，看看人家小安子（我的小名），就能掰开这个孽，会论辈份。过了一段时间魏家搬走了，姥姥和我的单身聋大舅搬到我家北炕。姥姥和大舅都很喜欢我，有一个叫王贺的叔叔俩口子住在二叔家北炕，没孩子，管我叫干儿子，但我从来没有叫过爸。有一天王贺让我管他叫爸，我就是不叫，他说：“小安子，你管我叫一声爸，我给你五块钱。”我仍然不说，姥姥和二婶都让我快叫。那时候的五块钱和现在比能是多少？我还是不叫，就这样倔。憋了好一阵子，妈妈说你就叫一声爸算什么，我很勉强地叫了一声爸。大家哄堂大笑。五块钱拿到手了。次日中午，姥姥说“小安子你把那五块钱交给姥姥，我替你保管。”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贺往回要的。我爹对姥姥和大舅是很尊重的，但时间长了，没有舌头碰不到牙的时候，尤其姥姥以向着我妈，一来二去，家庭矛盾出现了。不知哪一天，又不知因为什么，大舅拿起了木匠用的锛子要和我爹拼命，可把我吓坏了。过几天姥姥和大舅就搬走了，搬到河西大队十一队，线道北老吴家北炕，有个孩子叫吴焕昌，绰号“吴豆角子”，和我在一年级时的同学。记不清是哪一年，三叔一家又搬到了我家的北炕，一天，二叔家的独生子锁柱把三叔家一个小男孩放在了铜盆里，这孩子“呀”的一声就没气了。因为都是家人，就不了了知了，要是现在非得讹他几千、几万不可。不长时间三叔家也搬走了。他们在去谭相台道边盖了两间平房，又守着12队的大粪坑。现在我家的线板子就是那时三叔家打门窗时妈妈留下一块木板的。回乡以后，并不象想象那样能吃饱肚子，仍然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裹体的穷日子。没有粮食，就挖野菜、打蔓花根吃，榆树叶都被撸光了。那时家家穷，可我家更穷，三个人念书，哥念高中，在那个年代来讲费用还是很高的，养猪猪死，养鸡鸡瘟，有的猪既使不死也不长个，一家的生活全靠一个人的工分，而我们12队是全河东最差的，分值最低，有的生产队每10分分值是2元钱而我们队只是5角5分钱，在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一个节目中有这样一句唱词：“提起十二队，穷的没法说，分值五角五，烧柴也不多。”在生产队干了一年连百八十元都得不到，有的年份甚至往生产队倒找钱。一年的口粮300斤，由于我们一家饭量在都能吃，我那时才十多岁，一顿就吃六个大饼子，所以一年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总是吃探头粮，年年借粮吃，开春没粮了就东挪西借，到了秋天生产队分粮就还给人家，到了次年的开春又没粮了，又出去借粮，这样年复一年，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粮食不够，就喝玉米面糊糊，最后把饭碗舔得干干净净，都不用刷碗。现在到饭店吃饭，不管谁花钱，我都心疼，尤其是见到浪费，我就看不下去。看到满桌子菜扔掉，心里都流血。现在的孩子不吃这，不吃那的，我小的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长年累月也见不着一个苹果，可现在一箱一箱的，一堆一堆的，各种水果应有尽有。一想起那个年代我就非常珍惜今天的生活。记得有一年家里在本队实在没地方借粮了，我妈就到河西我五舅那去求借，结果空着面袋子回了家，实在让人伤心。文化大革命初，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我哥向当时挣现钱的老叔家要一元钱，我老婶都没给。我们长大以后，都挣钱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都比他们强了，我妈让我们不要帮助他们。可是我并没有按妈妈说的去做，因为我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少帮助他们。越穷越有病，一个时期，妈妈有胃病，吃什么吐什么，就是喝水都存不住，她一吐满屋子都是呛人的气味。也没钱治，也买不起药，只好硬挺着，后来眼看不行了，哥哥硬把妈妈送到了开原人民医院，结果是胃溃疡，不得不做切除手术，住院治疗，花了二、三百元，这样就使本来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欠下了老二百元钱，一直无力偿还，等我毕了业才还上，二百元钱压了我家十来年。现在二百元算什么？两千、两万也能还得起呀，都不够高消费的一个菜钱，一件衣服钱，一锅麻将钱，更不够大款的一碗粥钱……

1963年夏天，我上小学了，庆云中心小学，是姐姐用白色的旧床单给我缝一个小书包。我分在一年一班，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叫张景新，非常严厉，教的也好。班长是刘春林，我和郑忠良一座。有一个女生叫吴文侠，是河西的，不讲卫生，头上竟是大虱子，有一天老师检查个人卫生，她撒腿就从教室往外跑，让张老师一把抓住，然后就给他刮虱子。那时我学习在全班是属于好的，字写得也好，张老师经常表扬我。她经常拿我举例说；“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几十年过去了，实践和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是第一批加入的少先队，那时的少先队可是比较少的，得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可不象现在全班端。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外边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都是五、六年级的同学写的，最早的大字报是批判邓拓、吴涵、廖沫沙的。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叫“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给校长张永富写的大字报最多，河西小学的杨丛周老师是我家的邻居，我管他叫杨大爷，他旧社会当过三青团员，他父亲是“四类分子”，他和几个老师首先挨了批斗，然后，给他们戴上上面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高帽游大街示众，我们就在后边跟着看热闹。后来街上出现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街上到处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忠于、四无限”、“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口号”。我们小学生从少先队改为红小兵，中学生是红卫兵。这时的文化课已经停了，整天都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后来就干脆走出校门，到街上设卡，让行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的就不让过去，直至会背才能放行。这个时候哥哥已经上开原高中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武斗就很严重了，原开原五中校长叫王兴革，是当然的当权派，他被斗的最厉害，被人打的也最厉害，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投进了南大坑自杀了。据说是迟清一伙干的。武斗的后期，开原五中的张挺荣老师被迟清等人抓住，并且挨了打。这伙人用火烧他的胡子，正好让我爹碰上了，我爹上去给解了围。

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贫困，哥哥上高中，年年交学费，月月得用钱。实际上年学费、伙食费并不太贵，但就是交不起，每年都靠助学金维持。那时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为了节省4角公汽钱，哥哥从家到开原，从开原到家都是徒步行走。姐姐念中学，也交不起学费，也要靠减免。为了供哥哥念书，我和姐姐一年四季都下地打柴禾回家烧，夏天割青柴禾，秋天搂柴禾、捡柴禾，冬春季刨茬子，节省下来的秫杆卖了，每百捆8元钱，供哥哥念高中。无论冬夏，总是起早贪黑，冬天的茬子带着冰霜，非常冰手。有时，早晨我不爱起床，姐姐就硬逼着我起来。夏天打青柴禾，总是左手拿大饼子，右手拿黄瓜就出发了。一般都是到东边的已经干沽的水库打柴禾，离家有五华里，有时甚至更远。每次都要打十捆，每捆都有十多斤。将柴禾捆成马架，头往里一钻，都是就高往上扛，有时扛不起来就柴禾放在水渠上，下到水渠里往上扛，水渠里有水的时候也得下去，尤其十月份的天气，水冰凉冰凉的，那也得咬着牙下去。那时公社把我家列为困难户，有一年公社救济十几米白布让我家做几床被，而白布做被太坷碜，我家就把它染成了黑色，做了几床被。姐姐在庆云中学念书，班主任是高笑尘。她们班级也组织过为我家打柴禾的活动。那个年代农民想吃顿饺子都很不容易，一年到头，只给，几斤白面、几斤大米。现在大米有的是，都吃腻了，粗粮倒成了新鲜玩艺了。那时我们一家一年才3斤豆油，现在一年几十斤。那时就盼过年，年三十能吃顿猪肉炖粉条子，初一能吃顿饺子，碰到好年景，只是初一到初五吃好的，现在过年，三口之家，猪后丘就好几十斤。那个年代过年给小孩压岁钱大都只是给两角、五角钱，最多一块钱。现在可倒好，穷的也得10元以上，一般的都是百元大票，有钱的，给上千元，还有的更多，这样的就不叫压岁钱了，那就有别的意思了，这样的除非是当官的孩子。当时的驻军在我们那种小麦，到收小麦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到地里捡麦穗，几天能捡二、三十斤，打了以后连皮磨成全面（带皮磨的麦子叫全面），妈妈就给我们做馒头吃，爹妈舍不得吃，给我们哥仨每人分两个，我只吃一个，剩下一个给哥哥和姐姐一人一半。想起那时的日子，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几家一个水井，我家用水得到离我家二百米的配马站去挑。因为我天生就胖，也有力气，12岁就能挑一担水。东院董姥的北炕房客是中学的郭紫山老师一家，郭老师的父亲也喜欢我，他说看我的长像和我的生日时晨，我长大一定有出息，能当大官。

1967年冬的一天，我和杨大忠、王光春到八宝屯去买文具，几个小伙伴一合计又跑到了马圈子，杨大忠又说要上站（指县城），我们又到了城里，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到火车站玩，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看火车，一夜没睡。天亮了，我们准备回家，这时肚子饿了，而我只带1斤粮票。我们就在站前一个小饭店买了几个两合面的馒头（玉米面和白面掺合的），我吃四两，给他们俩每人三两。吃完以后就往家走，走到八宝的时候，北风夹着烟雪，下个不停，我们艰难地走着……可下到家了，我的鼻子冻肿了，还有一个得病的。说来也怪，三家的大人没有一个张罗找孩子的。要是现在那还了得？那时的孩子还不如现在的狗崽子。从那以后我就得了鼻炎。庆幸的是1976年验兵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

我哥在开原念高中时，王桂兰的二姐王佩忠也念高中，比我哥低一年，他俩上学或回家，都是结伴而行，有时步行三十多里，往返庆云开原之间。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男女朋友。我们两家处的也非常密切。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开原有两大派组织，一个是“开联筹”，一个是“八三一”，据说“开联筹”是“保皇派”，“八三一”是“造反派”，“开联筹”的成分大都是党政机关干部，“八三一”的成分大都是老师和学生，两派开始是用大字报和演说互相攻击，后来动了手，导致发生武斗，在江青“文攻武卫的”蛊惑下，武斗愈演愈烈，最后动用军事武器，时常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来中央发出了禁止武斗的通知，武斗现象有所收敛，全国逐步趋于稳定。最后中央也没有表态哪一派是正确的，哪一派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开联筹”占了上风，因为“开联筹”里的成分都是当权派。胜者王侯，败者贼，“八三一”成了草寇。后来，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扫夭”行动“八三一”的一些骨干分子躲进了开原化工厂的一个大楼里。“开联筹”的人就像痛打落水狗一样，穷追猛打。他们把大楼包围起来，用机枪扫，用手榴弹炸。当时我哥只是开原高中“八三一”编辑部的，也不是头头。“扫夭”时，我哥已经回到家里，这时已是数九寒冬，呆着没事，我哥就领我到处去搅鱼，某一天晚上，我和哥哥从八宝北花楼搅鱼回家，刚进家门，爹妈和二叔等就告诉我哥说：“公社群专组的一伙人来咱家了，说是要找你”，让我哥躲一躲，我哥就到西院的老王家去了，我们哥俩都没吃饭，过了一会，看没什么动静，二叔和爹妈都说没什么大事，让你哥回来吧。大家都以为没事了，哥哥就回家了，刚一迈门槛，就让一群人逮了个正着，于是就把我哥哥带走了，在我家的粮囤里翻走了一些子弹、一个手枪弹夹子和两颗手榴弹。后来才知道这伙人是公社“群众专政领导小组”的，头子叫王盈，还有迟清，其中有一个叫“嘎吧利”的，据说他什么坏事都干，是个流氓、人渣。他们说我哥把枪拿回家来了，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事。当天晚上我哥没有回家。王盈给我哥一个嘴巴，迟清要给我哥放血，老叔也不知怎么想的，他也打我哥一个嘴巴。二叔认识一个叫王金孝的，他是公社人保组的头，二叔让他给讲情，也不知凑效不凑效，第二天清晨我哥回家了，没有事了，全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1968年2月，开原各基层组织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这个组织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这时候“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五、七”战士插队落户“等项工作全面展开。同时，全国的征兵工作也开始了，哥哥报了名，经过体检合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参军》，我还记得头两句：“清河水潺潺地升，阳春三月去当兵”。3月6日起程前往部队。兵种为空军地勤，部队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835部队。驻地为吉林省长春市。我哥在部队一个飞行团当机械员，维修飞机。不长的时间，我哥就往家里邮了两张2寸的照片，一张是戴帽子的，一张是不戴帽子的，是黑白着色的，那时还没有彩色的。我爹整天把这两张照片揣在兜里，到处让人家看，老百姓叫做显白。是年年低，我和我爹到部队看我哥，出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就借东院的王桂兰一件黄上衣，挎个毛主席语录兜。我们乘坐的是大连至长春的慢车，晚上到的部队。第一顿饭吃的是面条握鸡蛋，战士们都给我们拿苹果吃。那时能吃着那么多的苹果，真是一大幸事。长这么大很少见着苹果，连三分五分的冰棍都很少吃着。呆了两、三天，我们爷仨照一张合影，我和爹就回家了。我是挎着毛主席语录兜，手捧毛主席语录照的像。1969年，王佩忠嫌我哥是个穷当兵的，就和我哥吹了，她嫌贫爱富，经李淑华搓合，她嫁给了一个工人叫王志文，实际上她后来婚姻生活也并没幸福。她瞧不起王志文，改革开放后，王志文下岗，她发生了婚变，这时他们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且两个女孩都在上大学，她这样做真不道德。我哥这一失恋，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乃至为他的一生的生活和前途埋下了隐患。实际上这时我哥已经提干了（机械师正排行政23级），只是没来得及告诉她。不几天，公社的公安助理代金良就到我家给我哥提亲，姑娘是她的亲戚，在古城堡小学当老师，是我哥初中时的同学，也是班长，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我爹就给我哥写信，让他自己拿主意，他同意了，他们俩就开始通信。当年他就探家了,那时马圈子大桥还没修好。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我哥回部队的时候，徐桂芹和我到车站送他，不一会他们俩都不见了，我就到处找他俩。那时的站前广场种的都是满天星花，长长得很高，我就到那里去找，结果一看他俩在那亲呢。

我念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频频地换班主任，记得有李秀范、王英林、崔克敏、杨逢春。那时也不学习文化课，天天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在崔克敏当班主任的时候，他对我和另外几个同学非常好，有马飞、王明忠、肖淑兰、杨伟，有一天他领我们几人到开原城里来玩，还照了一张合影，至今还留在影集里。这几个人现在还就属我有点作为，大多在庆云当农民。肖淑兰没念完8年级就不念了，现在叫辍学。那时她才18岁。

那时的体育课主要是搞军事训练，每个学生都自做一支木枪，体育课都是军事科目，什么三种步伐，三种转法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练刺杀。杨逢春当班主任的时候，搞军事活动最多，有一次搞拉练，从学校出发经高家窝棚二道沟、古城堡、八宝回到学校。行军的路上，经常组织“捉舌头”活动，有的同学捉到好几个，而我一个都没捉到。记得回来时，走到古城堡与八宝交界的地段，杨老师说“把小行膘齐”。我调皮地说“把小孩抱齐”。让杨老师听见了，他说“你说什么？你还是老贫农的儿子呢？真丢脸！”说得我面红耳赤。这时我爹正在我们小学当贫宣队（也叫老贫农），最后一个班主任是姓刘，他年龄比较大，这个老师讲课讲的好，管理班级也有一套，班级的秩序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