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
——后改革派看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政治争论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当下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改革教，有两种面相，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另外一种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文化政治加上利用官场经济，呈现暗示出来虚无主义气象。它的位置处在经济改革完毕，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中间，这时候出现，那么就是在政改或者“经改走向政改”上的聚焦与掰手腕。
建国经验和权力意志
我们可以看到，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国之前，阿拉伯民族所遵行的律法和习俗，是来自犹太先祖亚伯拉罕流传下来祖宗律法和民族习惯。但是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国，诞生新纪元，那么亚伯拉罕流传祖宗律法和民族习惯，就不再是首要的、现世的神圣性渊源，退回到“史前史”。神圣性渊源基于建国的决断，而不是古老的、来自祖宗的习俗。
罗马创建者致力于让粗野无知的民众，信服自己在从事一项伟业，将不同背景的诸民族和千差万别的众多城市融为一体。这其实是学习模仿雅典与斯巴达。雅典比较早地建设起同盟制度阿提卡同盟，而罗马就有样学样，搞了一个拉丁同盟，不同的是，罗马比雅典更好地执行这个同盟，建立起坚强帝国。斯巴达对被征服的城市和殖民地，短时间内授予半居民权。罗马更进一步，利用罗马公民权，在帝国形成和维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么看来，建国经验是离不开学习模仿先进政制，但是一个成功的建国经验，必须是暗中学习模仿，并且宣布为是自己从事一项伟业，把别人冒险和从事伟大政治创新的结果，掠夺为自己所有，并且发扬光大之。建国经验，它就是一个创新和重生的决断，这样把古老的、来自祖宗的习俗，抑或来自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都当作材料，当作史前史内容。并不当作能够照亮当下和未来的启示，尽管也许可以。
启示和方向，来自创新和重生的决断，一种达到伟大目的的权力意志。建国经验是自足的，无需外求。一切政制文化，都是从建国经验道成肉身而成。
基督与魔鬼之间，没有势均力敌的争论。而只有魔鬼与魔鬼之间，偶像崇拜与偶像崇拜之间，才会永不停息而且毫无意义的辨难。
古老的、来自祖宗的习俗，与来自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当不是材料，而是作为启示的时候，就展开精神或政治领导权的搏斗。这二者都假冒了，僭越了建国经验的神圣性，把自己当作神圣渊源，同时把建国经验和权力意志推出舞台，让人民不再记忆，不让他们在场，否认建国经验道成肉身和精神或政治领导权。作为民族国家守护父神的万王之王，被谋杀了，于是群魔乱舞，互相征伐。
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归咎于哲学政治，政治伟业依赖于道德启蒙运动。
创建国家的立法者，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接近神圣，与人民同一，也就是说，他就是人民的化身，除了神，他不再需要求助于他以外的权威。神的声音，也就是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也就是神的声音。他发布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无不是神的指令，人民的渴望。也就是享有绝对权威，会获得绝对服从。
当立法者被群魔谋杀，建国经验被遗忘，那么原初意义与人民同一的绝对权威就丧失了，人民分裂成各种群众，任何一个试图获得精神或政治领导权的魔鬼，就要说服、启蒙群众。说服、启蒙的过程，也就是献媚的过程，必须满足群众的欲望和激情。道德启蒙，也就是以道德化的方式，让群众的欲望和激情，取得政治正当性，获得群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一致。
这时候暗中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就变为不可能，除非拿出来，通过启蒙说法，推销好处，否则就没有政治正当性，不会获得群体的最大支持。同样来自祖宗的习俗，要重新再次获得精神领导权，单纯暗示是来自祖宗的，已经不顶用，还必须证明自己是有好处的，或者是更有好处的。这样的话，这二者都吹嘘自己妖魔化对方，利用道德化的方式，在辩论和流传的过程中，都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的，都是人民和原初的化身，也是民族国家的神圣渊源。
或中或西，都是表面的、直白的名义，而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当下合适的政治形式。宗“中”的文化政治潮流，百年来对政治形式没有贡献，其言说没有成为民族共识。一种道德知识分子的生命形式出发，推己及人，是极有限的，是不可能形成现代合适的政治形式。普世价值或宗“西”，则是可以，是因为它能提供当下合适的政治形式。
如今文化政治潮流把一种皮相的东西，当作关键，这么内在地掩藏和拒绝可一个使命，那就是找到当下合适的政治形式。可是这是不能掩藏起来的，而且必须是首要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有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化政治潮流才有政治正当性。否则，不过是一种渴望，一种很伟大的渴望，除了虚无的激情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
固然普世价值的宗“西”，有可能变成了忘记“师夷长技以制夷”，民族生存的权力意志被否定，可是能够造成这样的人，也不过是一些“骂完克林顿又嫁给美国人”的资产阶级欲望暴徒。对这一些人谈宗“中”的文化政治，都是道德启蒙运动的毛病。这一些人是出于欲望，成为普世价值的粉丝，本来就是边角料或者废料。文化政治潮流把这一些欲望暴徒的伪主义，等同于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然后否定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伎俩。
假主义真问题：要不要政改
这就是当代中国“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政治争论的历史大背景。如果不需要诉诸于道德启蒙，那么就不会变为意识形态斗争。处在意识形态之中，就是一种准宗教信仰，一种道德立场，把欲望和激情转化为一种真理或政治正确。
然而外在世界和政治世界，并不一定取决于信仰，即使大部分人或全部人都相信了一种主义，也按照这个践行，也不见得能够改造世界。除了大量信徒之外，还需要政治家，和关于政治技艺或行动的政治科学。这是现代社会受到道德启蒙运动支配之后，产生的缺口。信徒太多，以为有了全部人作为信徒，大事已谐，其实不然，没有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全部人作为信徒，也就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暴政。现代的极权主义民主，正是如此。
当然普世价值或者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是理所当然的出路。普世价值本来就高于文化政治，当被文化政治无理纠缠，被迫与其应战，就把自己下降到那个层次，让自己看起来也是意识形态，也必须通过启蒙说服的方式。一般而言，这时候普世价值是耐着性子来说服文化政治者。想说服他们的说法，你就得下降到他们那种层次，和他们辩论，好像就变成他们的对立面。
其实不然。普世价值从习俗和历史当中发现“自然人性”，那么，就将现代中国的政体革命，定性为追求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当然比中国古代的习俗政制，更接近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要求。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和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政制，并不是为了服从别人，而是为了自身的更好，这里不可让自身主体性消失在学习和模仿中，应该把权力意志凸现出来。
谁会主体性丧失呢？看来不是普世价值鼓吹者，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一些普世价值鼓吹者，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抹煞权力意志，让自身主体性消失。不管学习西方是明的，还是暗的，都不会造成主体性丧失。不要担心会从学习和模仿中，滋生一套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如果全盘西化不能让自身更好，那就不可能被坚持。
主体性丧失这种印象来自普世价值批判者的妖魔化，而且也只有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普世价值这个误解基础之上，迷信经济可以决定政治的这一些人，以自己的有色眼睛来看待普世价值的鼓吹，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在普世价值批判者的有色眼镜里面，他们觉得是自己有道理的。中国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加入全球化，变为全球殖民经济秩序体系的牺牲者，这一点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普世价值的鼓吹，着力点在于政改，而非要变为全球殖民经济秩序体系的牺牲者。即使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有一种经济可以决定政治的幻觉，也是相信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加入全球化，可以帮助推动政改。普世价值鼓吹者，前提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目的是正确的。
“普世价值”提倡与否，仅仅是皮相，而内核就是还要不要专政，要不要政改，要不要急迫的实现宪政。普世价值的辨难，去掉意识形态的纷争，就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当下要不要废除党国体制，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立即民主化。所谓的学习不学习，模仿不模仿，都是借口。这里有明暗两层，一层是学习不学习模仿不模仿，一层是政治斗争。两层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要不要政改。
而普世价值的批判者，却与经济自由主义共享同一套经济决定政治的错误逻辑，在他们的错误基础之上，错上加错。经济自由主义是改革中形成的恶性肿瘤，而普世价值批判者是恶性肿瘤进一步癌变。对错误的批判，并不能一定导致正确。为全球化付出的巨大代价，可以证明经济自由主义是错误的，但不见得能够证明普世价值批判者就是可行的。能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的错误，错误越重，指出和谴责越强烈，普世价值的批判者越发相信自己就是可以的，就是对的。经过批判，他们把普世价值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批判者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是王八对绿豆。
普世价值批判者批判已经很熟透而且衰败的经济自由主义，而不是宪政的现代性方案，然后暗示自己批判超越宪政。他们批判美国还不够直接民主，就从中暗示和相信在直接民主这一层面，中国就超越了美国，实际上中国还处于“封建专制”呢。这是一个精神病或疯子的行径。他们越指责美国，就越强烈相信中国的优越性。
普世价值批判者，推崇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对中国市场经济有一种暧昧不明、稀里古怪、糊里糊涂的态度。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官场经济，是虚气和肥大，对官场经济的批判，他们曾是不遗余力。可是他们又转过来，活生生的美化官场经济，说成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用官场经济弥漫天下的臭味，用来为专制僵尸的延续背书，真是到了极致。
普世价值鼓吹者，并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要宪政共和制度。即使他们把经济全球化，当作共和制度的手段，那也仅仅是手段和桥梁，也绝非是目的。当然我们在评估结果的时候，确实要慎重对待劣质手段，但是决不能像普世价值批判者那样，把别人错误的手段，当作全部。
普世价值批判这也有帮助当局转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经济改革已经歇菜，政治要提上议事日常的当前情形之下，反对普世价值倡言，提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就是要阻碍政改。普世价值批判者他们担心政改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他们阻碍政改的政治意图，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为之的。他们坚持专制权威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改革更不可能，他们卡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口，把注意力和焦点，引向文化政治和帝国冲动，以此拒绝政改。
拒绝了政改，普世价值批判者，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用于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转移关注，他们找到的就是孔子、传统文化与隐藏在这一些下面的帝国扩张冲动。政改呼吁构成国内冲突和压力，普世价值的批判者转移到虚幻空间和对外扩张来。
中国模式
在经济决定论的支配之下，政改必须顺服于经济逻辑，也就是把政治正当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而不是宪政自己本来就是目的。
暗中霸占别人的政制，并且说成是自己的伟业。“中国模式”学说中没有这样的政治技艺呢。正好与此相反，拒绝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并且使用经济决定论，把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扭曲在经济之上。当否定了经济自由主义，就顺手把其他文明国家的先进政制也撂倒了，吹嘘地“肯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高度，也把自己的落后专制，抬到别人的头上。谈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就是试图将权威主义固定下来，持久化。
中国模式之所以可以一时间内骗人，是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那么经济方面吹嘘上去，也就把自己的政体也吹嘘上去。从80年代因为落后政体，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机感，到今天股市散大户（顶多是众多庄家之一）处在股票处在高位的牛气，就叫做中国模式，也变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有了钱，就开始自大，这就是暴发户。中国模式与文化政治的结盟，就是暴发户一有钱，就开始给自己修墓，以抬高自己的乡下地位。
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也是对改革时代背后捅一刀，内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把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这一关口或瓶颈，拉长，成为走不出去的陷阱。中国模式是改革瓶颈处的癌变，横生出一种枝节，然后意图反过来吞并整个改革，就像癌症要占领整个身体。中国模式一方面构成对改革共识的颠覆和架空，去掉实质性内容，而仅仅保留形式和口头上的路径，并且强化之，这本质上是对后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和阻挡。
中国模式内部隐含着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意图，也就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诱拐当局进行政改。与此相似的是，鼓噪“大国崛起”。既然内部无法推动，就换一个脑筋，引入变量，从外部诱导。
纸张里面包裹着暗火，或者糖衣里面包裹着炸弹，诱导仅仅是诱导，对于史上最政治成熟的当局而言，有足够的手段来堵住这种诱导。然而政改是当前首要的问题，如果诱导会衍生一个问题，那就是遮蔽了政改的首要性，会产生为强化专制，为其持续存在背书的结果，暗地里的“梦”，注定要落空。
力倡“中国模式”，并且排除普世价值，体现出来一种把自己特殊性，专横地当作普遍性的资产阶级暴徒欲望倾向。“中国模式”不仅仅是诸神中的一神，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要成主神，甚至是唯一绝对主宰。
“中国模式”批判和藐视普世价值，并不能一定帮助中国模式走向政治成熟，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在普世价值话语优势下面的劣势感。这种感觉与专制在自由世界中的劣势感共和，也与权贵集团面临政改时候的危机感吻合。普世价值即使很笨蛋，也不可能通过单纯批判，因此批判一方就获得可行的药方。正如公鸡说母鸡不会下蛋，也无法让公鸡自己下蛋。
经济自由主义的乌龟爬行
支持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思潮力量，本来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政治自由而去支持获取经济自由的，一种是迷信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在改革死刑判决之后，已经发生裂变，第一种回归到政治自由，第二种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权威资本主义，例如张五常就公开宣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并且提出文化政治与中国模式。
目前有一个很清楚的潮流，那就是与98年新左派辩论十年之后，经济自由主义者一个接一个接受了新左派的道德政治主张，虽然遮遮掩掩地，不肯自己来批判市场经济。这二者才是难兄难弟，才是结成一对。
经济自由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就是把社会经济问题，扭曲为心理情感问题，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扭曲为道德伦理问题。昔日的经济自由者和开明改革派，很快就要变成中国模式。例如俞可平就谈起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可以说成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妒忌批判者的“东北二人转”。
固然经济自由主义本着保守主义和受到现实强烈约束的审慎原则，推动改革进程，在理想和实际政治潜质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但是改革可以展开，是有一定历史条件和时间限制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稳妥的、也就是有限推动，也就是落后于改革本身的历史进程，是赶不及的。
经济自由主义在强调自己开明，强调稳妥，并且让大多数人模仿他们，塑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那么在早期推动改革进程的同时，在中后期需要加速度的时候，必然是乌龟爬行，拖改革进程的后腿。改革开明派对改革进程，有一种造成严重缩水的负面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呼吁，已经成为不改革，尤其是不政治改革的助手，已经变为笼中鸣，作为装饰和花瓶。当局不断释放改革信号，但是只说不做，也允许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呼吁，如此可以迷糊民众，实行缓兵之计。
经济自由主义根本不注意的一点是，2003年胡温新政以来，当局不断述说和暗示政改，把这个旗帜和口号抢到自己手里，对改革时代的符号资源和道义资源，实行全面攫取。而实际上，在奥运会开幕式和胡锦涛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讲话里面，都没有毛泽东时代或改革前的三十年。今年两会，温家宝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在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提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说法。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提出，实际上中国政治改革已搞了三十年了，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