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识形态也有话语权及话语权地位。它的话语权地位是动态的，随所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地位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不断发生变迁。笔者认为，这种变迁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话语权地位  变迁

　　话语权的本意为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它是文化和传媒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传播中才能为大众所承认和接纳。因而，意识形态也有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是较早将话语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家。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

　　一个国家或社会往往同时存在着多种性质和类型的意识形态。它们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或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必然在话语权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各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将会发生地位分化：有的或拥有话语权的强势地位，有的或处于话语权的相对弱势地位，有的甚至从根本上丧失了话语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地位是动态的，它随着所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地位自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以来，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不断变迁。这种变迁既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理论张力的外在展示，也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动态和趋势的深刻反映。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

　　一、话语权地位的夺取阶段

　　话语权地位的夺取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话语权地位上的首次变迁，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弱势逐渐走向强势的必然阶段。其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

　　20世纪初期，中国正遭受着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列强纵横、军阀作乱、统治腐败、国力衰微，中华民族正濒临毁灭之悲惨命运。面临如此境遇，中国人民英勇奋起，不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代表不同阶级和势力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也纷纷登场，主要包括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尊孔复古的封建复辟思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等。这些思潮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专制与改良、改良与革命、复辟与共和等论争如火如荼。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终因其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而在论争中而暂时取得了话语权优势，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它的鼓舞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为中华民族摆脱现实困境带来了曙光。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道曙光迅即就被反动势力所吞没。中国重新陷入到前景黯淡的黑暗之中。与之相伴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又逐渐丧失话语权优势地位。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能够成为指引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

　　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从1917年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言志》、《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公共刊物，向中国人民广泛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价值，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理论。中国由此掀起了一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开始拥有独立的话语权作了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此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地位仍然很脆弱，无法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

　　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优势话语权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思想论战、理论与实践教育等方式才得以逐步确立。

　　真理在辩论中产生，优势在论战中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然传入中国，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过江之鲫，依然充斥于中国思想意识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要拥有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就必然要与其展开激烈的论战。这主要体现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思想（如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中国法西斯主义等），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思想、汉奸思想，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思想之间的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扩大了影响、压制了敌人、争取了联盟，从而在思想意识领域获得了话语权的比较优势。

　　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地位的获得，还与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在其本质上是外来文化。它不能自发地进入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也不能自然地内化于中国民众精神领域之中。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理论教育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等）以经典著述、理论文章、工作报告等为媒介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实践教育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等生动的斗争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前进方向、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思想和信念。通过教育，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地位也由此而逐步确立。

　　二、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

　　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话语权地位上的第二次变迁。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当时中国各个领域的完全领导。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政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亦成为指导全党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权上拥有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是由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的生动实践。但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拥有话语权的完全主导地位，却离不开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具体历史环境。

　　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实施了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系列工作，不仅实现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还建立了公有制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一直持续至改革开放前夕。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观点，经济上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完全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拥有话语权的完全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

　　政治方面。建国前后，敌我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全国性的政权亟待建立和巩固，国际关系需要完全重建，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由革命向执政的角色转变。面临如此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了包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打击国民党残匪势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选举人民代表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外交“一边倒”战略等政治和军事行动，促使了国内外局面的迅速稳定。这为新中国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原则被视为根本原则，并被写入了宪法之中。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运转。但由于党的领导人对当时国内外复杂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日趋严重，致使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党内民主、政党民主亦无法正常实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根本原则遭受践踏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拥有话语权完全主导地位的政治条件。

　　思想文化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受到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归国华侨以及许多中间力量的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要求重新学习、改造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情况。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一要求，开展了思想教育、思想改造、思想运动等形式的思想工作。在工作中，党还特别注意和强调了要正确区分思想教育工作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关系问题，并随后提出了党对科学和文艺工作领导的“双百”方针。通过上述工作，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权地位迅速得以巩固，其观点和方法成为人民群众思考与行动的指南。与此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各自代表阶级的消失而逐渐退出思想意识领域。马克思主义就这样逐渐完全地主导了思想意识领域的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拥有话语权完全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条件。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完全主导地位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完全主导地位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了认识、凝聚了力量，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它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事物的存在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完全主导地位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仅就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工作而言，虽然党对这些领域的领导有“双百”方针的存在，在理论上为正常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其贯彻执行受到极大干扰，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在工作中必须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有“反革命”之嫌。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一言堂”的局面。这不仅遏制了这些领域研究和创作的活跃性与创造性，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和质疑。

　　三、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

　　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话语权地位上的第三次变迁。其特点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他各种思潮共存的思想意识新局面。其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话语权地位上也作出了适时调整，即由完全主导型向相对主导型转变。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地位的调整是顺应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要求而主动作出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特点是新成就与新矛盾、新问题并存。如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与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经济利益诉求并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妥推进与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共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与人民群众渐趋分化的思想文化需求共存；社会建设的有序进行与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社会利益需求并存。上述这些变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地位的适时调整提供了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地位调整的直接原因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和而不同”的新局面，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自然反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具有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特点，即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提出之所以要让人接受的理由，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1]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一统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就不那么被人们普遍接受了；而与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世俗的、功利的观念却相比较而言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同时，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也以各种形式渗透入中国，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如鼓吹经济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论，主张政治三权分立和多党化，要求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这些思潮使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受到诱惑，并获得其中一些人的盲目信任与推崇。国内诸如金钱至上论、政治无用论、道德虚无论、民族虚无论等错误思潮也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和追捧。

　　上述这些思想和观念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透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难以察觉、难以消除。这给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完全主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和民族范围内完全主导话语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也必须作出适时调整。

　　马克思主义在话语权地位上作出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其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可以动摇。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失去话语权完全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以积极的态度，采取法律保障、制度规定、思想宣传和教育等方式，有效地确保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相对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相对主导地位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它既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同时为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正确把握的具体体现，是一次完全及时和必要的调整和转变。

　　

　　

　　参考文献：

　　    [1]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

　　[2] 刘健清、李振亚.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

　　[3] 童世骏. 意识形态新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4] 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年.

　　[5] 张国祚. 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 求是,  2009（9）:43-45.

　　[1]童世骏. 意识形态新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