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与 社 会 主 义
宋 圭 武
中国与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纪的梦，也是一个世纪的情，二者既难以割舍，又处处充满伤痛。如今，历史已进入新的千年，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真正回归，也是中国与社会主义真正结合的开始。
选 择：必 然 性
共产党宣言里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一个欧洲的幽灵，为什么能在中国落户，值得深思。
幽灵的落户，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结果。
一是从经济基础看，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对权威和计划有一种天然的需求。因为小而分散的经济主体，其自身抗风险的能力是很弱的，并且面对的不确定性又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无助性就较强，从而对外部权威和确定性的渴望也就相应会较强。
二是从政治传统看，长期的集权统治，为权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体制惯性。历史发展总是有惯性的，经济学称之为“路径依赖”。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统治所形成的制度惯性，要想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也不符合制度演进的逻辑。
三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也具有一种亲和力。从历史看，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形态。而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如注重世俗性、注重权威性、注重整体性、注重平均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与公有制、计划、权威等都有一种内在的牵扯。
四是从当时的中国现状看，贫穷落后是基本的国情，这也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马克思本质是穷人的思想家，马克思理论实质就是为穷人服务的理论，其中《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五是为了有效对抗外部的侵略和威胁，客观上也催生了权威、计划、公有制等体制的形成。因为权力集中型体制有利于在短期内调动有限资源用于最重要的用途，有利于形成合力和发挥规模优势解决突出和重点问题。
六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因素。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极为不好的印象，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应当用一种新的制度去代替它。
七是俄国的榜样作用。俄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为其它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必然性的产物，而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和偶然。
发 展：艰 难 性
但问题是，选择的必然性并不能代替选择的有效性。一方面，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基础；但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不平坦的，将是一条曲折的路。
一是虽然小农经济对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需求性，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小农经济本质上是缺乏合作传统的，这就决定了要建设农民的合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所以，国家要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就要面临一个基础改造的艰难任务。
二是虽然社会主义也需要一种权威主义，但社会主义所体现的权威主义与皇权统治所体现的权威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皇权所体现的权威是建立在一种人治基础上的权威，而社会主义所体现的权威是一种建立在法治和理性基础上的权威。但由于历史太悠久，历史的惯性太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中，权威角色的转换将会面临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三是对旧文化改造的任务也十分艰巨。文化本质是一种价值系统，它为人们主要是提供一种行为的法则和规矩。文化的转变比制度和经济的转变更慢。而滞后的文化观念又会对经济和制度的变革形成不利的影响。如中国人文中的缺乏诚信、自私、公共意识淡薄等，既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化建设，也不利于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在经济方面，也不利于合作制度的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与人文精神中的缺乏诚信等特性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四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举步为艰，面临巨大困难。
五是缺少外援，这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难度。
六是领导方面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领导阶层主要来自一些穷苦子弟，并且主要来自军人。这些人除了缺乏知识外，也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再加上身上所具有的农民性的一些特点，如浪漫、粗鲁等，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和出现一些非常情况也就不足为奇。
七是对社会主义经典解读方面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理解和解读问题。实践证明，对于同一种思想体系，不同的观念世界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思想诞生于西方，是立足于西方的人文基础。马克思是用西方人的观念解读西方人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理论传入中国，就存在一个解读方面的制约。如果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去解读马克思的理论，就难免要出现一些偏差和误区。所以，马克思的思想之树能否在中国开花结果，就必须考虑中国的土壤成分。
真正回归：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二十世纪，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认为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期和摸索期。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笔者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真正回归，也意味着中国与社会主义真正结合的开始。
判断一个社会合理不合理，关键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提出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建设的更美好，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但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形式，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发展形式可以变化，但目的是明确的。
公有制、计划经济等都应是社会发展的形式，而不应成为目的。人的幸福、自由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也不能例外。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他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和谐社会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一个人性、理性、诚信的社会。爱是人性的灵魂，所以有人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理性是效率的前提，所以有理性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诚信是秩序的基础，所以有诚信社会发展就有秩序。人性、理性、诚信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构件。
自由、平等、博爱必须要建立在人性、理性和诚信的基础上。否则，自由、平等、博爱就有可能是伪的，而不是真的。自由若失去了人性、理性、诚信，自由就只能是动物的自由。平等若失去了人性、理性和诚信，平等也就只是封建等级式的平等。同样，爱也不能失去人性，失去人性的爱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
这里笔者认为，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是一种手段，但自由的目的是平等。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现为对别人自由的自由剥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平等应是比自由更重要的范畴。而比平等更重要的，就是人性、理性和诚信。
发展三部曲：改革、改造、改变
改革、改造、改变，将是中国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需要完成的三部曲。
1978年，标志中国发展进入改革期。
30多年改革，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竞争，但竞争缺乏秩序性。二是确立了发展的主题，但发展缺乏科学性。三是发展有局部性，但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
所以，中国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但深化改革遇到的障碍是顽固的。所以，中国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应是改造。改造主要是对国民性进行改造，首要任务就是确立诚信的人文底蕴。缺乏诚信是目前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改造入手。
习俗与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互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价值观念通过人们的习俗得以表现，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一方面，习俗随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习俗的变化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为了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封建统治者具体主要是从习俗的改造抓起。“美教化，移风俗”（《诗·周南·关雎序》）对一切行为“礼以节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行为方式的变革是国民性改造的根本目的。行为方式不变，改革就不会真正取得成功。“徜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办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625页。）“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天下之士，嚣嚣然争言改法度，夫风俗不变则人才不出，虽有法度谁与行也？”（管同：《拟言风俗书》）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习俗不断进行变革的过程。
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转换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一方面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禁止“妇女缠足”乃至“断发易服”；一方面在民间组织改革生活方式的团体，如“不缠足会”、“延年会”等。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其中有许多措施直接关系到社会习俗的变革，如厉行戒烟、禁赌，劝戒缠足等。
孙中山1906年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把扫除“风俗之害”作为未来实行军法之治的一项主要内容，要求关注奴婢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在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施以教育、修路、设警察、卫生之制。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实质是用旧习俗的精神改造旧习俗的形式，手段与目的相背，结果是事与愿违。
目前，中国应加大对习俗的改造力度。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如春节的习俗对血缘主义就是一种固化。一年一度的春节使国人的血缘主义意识不断得到了强化和凝结。在小农经济结构和专制统治条件下，血缘主义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血缘主义对专制皇权也是一种抗衡和制约；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有效减少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风险并一定程度促进了生产的规模效应。但血缘主义与现代化是天然的对立体。血缘主义意识要求特殊，而现代化意识要求普遍；血缘主义是情大于法，而现代化是法大于情。当然现代化并不完全排斥血缘，因为血缘是天然的，但血缘意识若变成血缘主义，就会对现代化产生巨大危害。所以中国应当对春节习俗进行改革，国家应不提倡过春节，可取消春节假期，同时国人也应当淡化春节意识。
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对习俗的改造应当是今后30年或6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
改变就是在已有改革和改造基础上的全力发展，同时，也是改革和改造的一种结果。
有了诚信，再加上勤劳和智慧，中国的发展就会真正步入一个良性改变的轨道。这时，不仅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就有了效率，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真正进入到一个又好又快的境界。
改革、改造、改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改革中蕴涵着改造和改变；改造中也必然要体现改革和改变；同时，改变过程也有着改革和改造的渗透。但改革、改造、改变也是有区别的。改革重点是明确方向；改造重点是清除障碍；改变重点是达到目的。三者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中国，由于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相对改革和改变而言，改造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
从78年开始，改革30年；从2008年开始，改造30年；从2038年考试，改变30年。这样前后经过大约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大约到2068年左右，中国才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政编码：730070
作者职称：教授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