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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何新 ——往事杂忆
（原载《学习月刊》 1986.9）
经常遇到一些朋友，也收到一些信件，向我探询治学经历。在有的人眼中，我似乎是“一个谜”（有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学术讲演，收到一个条子如是说）。应该承认，我的道路的确比较特殊。在我的求学之路上，经历过不少挫折和困境。作过奋斗。但其中最难忘的，是以下一段经历。现在把它写出来，不为别的，是为了借此表达对几位友人的怀念。
1
在我的事业和生活的道路上，1970-1971两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是我早年生涯中永难忘却的两年。
那时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18团的一个小修理厂当翻砂工。70年代初，因投书反对当时的极左路线和抵制当时的一场政治运动，遭受迫害。先被批判，后被看管。在看管数月后因患严重风湿病住进了医院。
同年九月，在没有办理出院手续，也未和医生们打招呼的情况下，我从医院跑出溜回北京。
我“逃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躲避当时所身罹的政治打击。对这一点，我实际上早已适应。自从那个寒冷的冬晨，我在岗哨环立的大会场上被揪出来后，我就知道，我从此将走上一条荆棘之路，至于这条道路将通向何方，我却看不清楚。但我决心把它走到底，哪怕始终是一个人。
因此我当时的心情相当宁静。既不抗辩，也不申诉，更不恐惧，只是感到一种难忍的孤独和悲凉。在关押中，我曾经饱受毒打。被关入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斗室里，在离头部二尺左右吊着一盏水银灯彻底照烧，有时罚站两天两夜不许吃喝睡觉。与我同时被关的几个知识青年有人出来后终身残疾，有人疯了。我感谢命运，因为我竟然平安地熬了过来后来还熬过了那场可怕的疾病（在患病初期，由于是“牛鬼蛇神”，医院还一度拒绝收治。〕最有趣的是，人们后来发现，甚至没有必要给我平反。因为从始到终我根本没有写一个字的材料。
其实那场运动本来与我毫无关系。我起初并没有被收入被整的名单。只是在写了封信以后，并且也由于我的抗拒才被逐步升级为“最反动”的重点分子的。
“文化革命”的岁月中我一共写过两封政治性信件。这是第一封。它把我推上了批斗场。两年后又写过一封，这封信是写给《文汇报》的，在信中我正面攻击了张春桥的一次讲话。此信很快被转到我团政治保卫部门，当时的《文汇报》领导小组就此信附了如下一段批评：“此文有严重政治错误。应审查作者政治背景。”由此我被降到了一个似乎不具备正常理智者的地位。
2
七O年九月十九日（那天恰恰是我21周岁生日），我乘火车抵达北京。
站在站前广场，我心绪万端，起伏不宁。事实上，当时在北京我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因为父母、全家都在一年前迁居到了湖北的“五七”干校。住房也交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进北京呢？为了读书，也为了解决近一年来一直在困扰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我本来的学历只是初中毕业。“文革”初期，跟着折腾了一阵子。但是从六七年下半年开始，我决心系统地学学理论，试图理解当时那种云谲波诡的政局和世局。到东北下乡后我把这个抱负坚持了下来。两年多中，我已初步研读了一批文、史、哲、经书籍。在挨整以后住医院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满极为压抑。在病情危重时曾一度面临过生与死的惶惑。作为一个被审查者，没有人愿意接近我。这种孤独和苦闷，使我对佛经和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思辨兴趣。同时我也深入研读了《自然辩证法》和《哲学笔记》。在反复研读这些哲学书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想，怀疑当时那些理论家和宣传家们对辩证法理论的阐释完全是错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说，要弄懂辩证法需要深入研究各门科学的历史。但是在医院中，我却很难找到可供进一步研读的东西。因此，抱着一种惶惑和期望，我终于踏上了首都的土地。
3
回到北京，我最初寄宿在一位老将军（我一个好友的父亲）的家中。将军和他的夫人作为“肖华余党”也在挨整实际上是在家待罪。但我来后，他们还是象对待子倒一样，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的病实际上就是在将军家养好的。这位将军曾身经百战，立过大功。但他又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儒将，收藏了许多书。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在书房中养性读书。我常向他借书。将军对我的理论兴趣很感好奇，时常故意向我提些问题。我那时也是少不更事经常信口放谈。将军却并不以为我幼稚，也从不指责我的思想为异端。他只是问我，懂不懂将冒风险？我说我不怕。将军就宽和地笑笑。有的时候也谈起“文革”和时事。将军听我议论，并不插话，却时时凝眉坠入沉思。在将军的书房里我大开眼界，饱览了一批政治、历史和文学书籍。
今天回忆起来，我那时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童。面对着这姑饱经人世沧桑的老将，不知放过多少大炮，吹过什么样的牛。但是都被这位老将以他那如海一般的胸怀所包涵了。将军，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位不对我的狂妄泼冷水的人。
从那时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心中就会对这位将军，浮起深深的怀念和感遇之情。
4
在将军家住了一段，将军的政治处境日益艰迫，而我的病也基本养好。十一月间，我离开了将军家。
此后，我经常住在我家过去所在大院的地下室、防空洞中。夏天的时候，也常露宿在公园的长椅上就这样度过了十个月。在生活上支持我度过这段岁月的，是我的一位女友。
她在一个工厂作工。我们曾深深相爱。她能理解我的抱负。所以从经济到生活无私地扶助了我。
今天回过头看去，我自己都很难理解当时那种决心和意志。为了一个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目标，并且担当着政治上的打击，走上了一条希望无比涉茫的道路。事实上在当时的许多人眼里，我若不被认为头脑不清醒（疯了），就被认为胸怀异图。因此而遭际了数不清的冷眼、白眼和诅咒非议。其中许多还都是来自往日同学和亲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她，在当时那种社会心态和境况下，理解我并巨相当坚定地支撑了我。
她为我找了一个北京人的证件，使我白天可以到北京图书馆阅览藏书。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社会学书籍。在那几个月里，我每天经常只吃一顿饭，而在这里渡过一天。我系统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史记》和《资治通鉴》。顺次研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直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还研读了一批中国古典的文史古籍。我平生只有一年大学的学历，那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的。但实际上我在大学校门里只呆了几个月，便主动要求退学了。我一生真正的大学，首先是在社会中找到的，而其中所最难忘的，就是1970－1971年这一段难忘的日月。
当时我风华正茂，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好得出奇。许多收自那时过目后至今不忘，一旦重读宛然如见故人。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得以集中精力系统读书的一年。事实上，我一生治学的根基，就是由此打下的。但我更感谢命运之神,使我能遇到这样一位胸怀宽广、善良贤淑的女子。 她是一个干部子女。并不美丽，但却具有一颗真纯的心灵。我们萍水相逢、过去本不相识。我不知道她当时为什么会爱上我。而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就不可能在北京坚持一年。
但是一年以后，我们终于分手。导致分手的，既有在当时那种社会氛围中很难说清的误会，也有一些很实际的生活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由于她对我的信念，在来自现实的一连串严峻而无情的打击之下，终于破灭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她对我的幻灭，是非常同以理解的。我们毕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当时不要说她和别人甚至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清我的目标和历史责任。但是，在我的心中对她是永远保存着一座圣殿的。
5
七三一七四年期间，我曾有机会从北到南行遍半个中国。而触目所见深深震撼于我心灵的，是两种感觉，一是到处粉饰着红色政治词令的那种虚伪、幼稚；一是整个国度和人民所陷入的那种惊人的贫穷（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所以当七五年邓小平在“学大寨”会上说，“奋斗二十六年，我们做到了粮食刚够吃”时，我为之唏嘘流涕！因为我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在这些年里．我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并且至今也还在探索和思考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作出了极为沉重的民族牺牲，但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看起来仍然是那样遥远？为什么同属东方文化圈，在历史上比我们落后贫穷得多，甚至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还无法同我们相比的一些亚洲小国，在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上现在却能走到了我们前面？我以为这不能不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传统中去找原因。因此，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现在比过去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更无私无畏地在理论上深入探索，要永远讲真话！要为社会的进步、正义和真理坚持作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