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谈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选择

　　      近日媒体和坊间热议，国家发改委已将起草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提交国务院审议。这则要点不详、内容空洞、缺乏基本新闻要素的东西引人关注，因为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的确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地步。

　　

　　长期以来，中国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深受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影响，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都会经历一个从差距急剧拉大到逐渐缩小的过程，因而在制度上对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更是高达0.48。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制度漏洞导致寻租和公共资源的巨额流失，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在收入分配上开始从注重增长目标向注重和谐目标转变。强调通过二次分配的公平，遏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但由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不健全导致的分配不公，尤其是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垄断收入扭曲了分配的基本秩序，导致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结构中，资本所得超过了劳动所得，垄断行业所得超过了竞争行业所得，城市超过了农村，东部超过了西部，非法所得超过了合法所得，呈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扭曲结构。

　　

　　鉴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当前应启动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化思路和误区。要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要减轻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要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要将30年积累沉淀的财富向普通民众倾斜，要规范垄断企业的收入，切断非法收入和隐形收入的途径。这些利益的重新平衡，单靠二次分配根本无法解决。调整收入分配，不是一个简单做加法或者减法的过程——— 单纯地在分配本身上面做文章，以为通过二次分配机制，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显然低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二次分配意味着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更强，这会再次导致寻租等非法收入，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

　　

　　因此，当前启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应该确立改革的正确路径和突破点。在目前的语境下，收入分配改革牵涉的利益非常庞杂，的确非一朝一夕所能一蹴而就，更不是发改委草拟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次收入分配改革就其改革的意义而言，绝非为了短期刺激内需的救急需要，而是攸关经济转型和社会和谐之大局，需要大手笔、大智慧和大策略，决不能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要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最终破局，离不开民主法治建设和政府改革。因此，在具体策略上，笔者建议“突出重点，各个击破”：

　　

　　第一，利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推动融投资管理体制和公共预算的改革，减少审批，强化资金管理和投资信息的披露，减少公共投资领域的腐败收入改革，同时，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公共预算，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这项改革的难度相对较小，应当下决心予以推动；第二，利用启动民间投资的有利时机，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对于垄断领域的不合理高收入，简单采取限薪的措施不会有太大的成效，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打破垄断；第三，利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推动国企的第三次产权改革。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资金缺口，完全可以通过变卖国企股权的手段予以解决，一方面可以明晰产权，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国企高管收入畸高的制度难题，同时又启动了民间投资；第四，推动个税改革，改变穷人多交税的税收制度，体现税收的二次分配功能；第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机会均等，并通过户籍改革，倒逼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的步伐；第六，推动政府改革，从制度上减少寻租和非法收入的空间，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许可，降低“三公”费用，减少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提升居民的收入。

　　

　　以上六项改革，既是本次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点，也是难点。目前推动这六项改革的最大障碍无疑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力。其实，从改革的时机看，我们已经错过了收入分配调整的最好历史时期，很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维护既得利益，同时，通过影响法律和政策，构筑获得更多利益的合法机制。公众与这些利益团体的博弈攸关改革的成败和中国未来之兴衰。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既得利益集团在危机的情况下有妥协和退让的可能。

　　

　　为了尽可能快地推动改革，防止利益集团的干扰，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借鉴以往重大改革的做法，公开讨论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让民众参与，在程序上为收入分配改革政策添加“公共精神”，从而确保各方在一个透明、平等和公开的环境中博弈，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蕴含妥协精神的利益分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