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难题的突破口是提价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中国“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太长,发展没有基础,解决三农难题需要从核心产业抓起;国家政策调整,要有一个好的设计方案,“以工补农”要落实在具体政策上;让劳动力、人口在产业、城乡间相互转移、流动起来,给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个出口。最终才能逐步解决三农难题。
关键词:三农问题;粮食提价;负税制度;政府帮扶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其中农村人口,是与城镇人口相对应的,是户籍管理上的概念,而“农民”则是职业概念,“农村”是地域概念,“农业”是产业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居民中有9亿农业人口。据国家统计局编印的《中国统计摘要(2003)》公布的《人口基本情况》,2002年末,乡村人口为7.8亿,农业人口则是9.3亿。我国农业人口是1999年突破9亿的。
中国三农难题,主要有表现有:
1、 农业产业的产出,养不活9亿农业人口;
2、 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并刚性地逐年减少;
3、 短期内农作物单产,难有大的突破,农产品总产量有减少的必然趋势;
4、 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相对日、韩更低,非粮食作物价格波动大;
5、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较高,质量问题突出;
6、 农产品生产成本逐年增加,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7、 农民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幅度增长;
8、 农民收入相对偏低,城乡收入差距相较30年前更大,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距也大;
9、 现有农地分配方式,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模式,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
10、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11、文化低、无技术的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转移;
12、个别地区乡村干部素质差,干群关系紧张;
13、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14、农村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电视“有线”后,基本没有免费文化生活;
15、农村基本没有健全的金融、保险、邮政、商务和服务业;
16、农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自愿到农村就业等。
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是:粮食、产业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三个问题。
 
一、粮食是农业的核心产业,是三农的核心问题
粮食,是居民的主要食品,它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按市场调节,丰收了就降价、歉收了就涨价,农民很难有稳定的收入。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长期以来,都是得到政府补贴后的价格,偏低。中国的粮食必须自给,任何国家的粮食出口,不可能养不活13亿中国人,“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能突破。也就是说,中国粮食生产,必须是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农业产业,必须现代化。
粮食生产能力包括:
①自然条件:土地、气候、水;
②技术条件:种子、种植技术、农用机械、杀虫灭病、储存;
③经营条件:土地集中、公司组织、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
④盈利条件: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等。
上述四大条件,中国只具备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经营条件和盈利条件不具备。这是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仍然是“小农经济”状态,生产者的直接目的,首先是满足自己消费,在有余粮情况下才用于销售。现代生产经营的是商品,生产目的是为他人生产使用价值,自己交换得到价值,自己的消费由市场商品交换提供。
“小岗村的改革”是“小农生产模式”的典范,小农生产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模式,被中国党和政府肯定为中国农业生产基本模式,是阻碍中国农业发展与进步的核心政策。中国其他商品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都是市场化大规模经营,唯独农业产业,限制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且长期不变,其结果必将祸及子孙万代。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50%是强项,50%是弱项。而50%的弱项中:
土地集中,没有机制、没有资本化;佃农机制也不健全,租金没标准。需要修改宪法。
佃农公司组织、土地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等,都要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做出系统化的决策,才有可能突破。
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这三项直接涉及国家综合经济政策调整和财政支出增加,需要法律规范。
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大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政策,是其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核心政策。而我国,9亿农村人口与其主业——农业,既是社会发展的包袱,又是稳定社会的主要机器,改革开放初,还视为动力。
难的问题就是:农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今天落后了,是不争的事实。如按现代公司制把土地资本化,实行规模经营,那将把农村的几亿人的剩余劳动力赶出农业产业,任何社会也解决不了当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若按目前的现状,一方面,保持“小农经济”状态不变,用低生产力把劳动力相对固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又让其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建设出力,并不允许其在城市定居。虽然解决了中国农村几亿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不致浮出水面,但粮食问题始终是高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五千年来,人口与粮食生产不平衡矛盾,“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2008年世界粮价高企,足以让国人深知,人口大国粮食供给,是国家的命门所在。在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与劳动力转移这对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决不能继续拖延。
 
二、提高粮食价格与实行“两个负税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方法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土地资本化;二是提高粮食价格。深刻领悟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有理论难题、法律难题,也有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难题。
现在的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十分复杂,如何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把农村人口分化、稀释,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让真正的职业农民在农村稳定从事农业生产。最好的选择是:提高粮食价格和实行“两个负税制度”。即:一是实行“负的增值税制度”——没有增值的,国家补贴到平均增值额,以鼓励粮食农业生产公司经营。因土地所有制限制,实行规范的佃农公司经营,也是一种选择。二是实行“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足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补贴到免征额,照顾低收入农民。尤其是粮食生产者和现代佃农公司的农业工人。
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是最现实、全面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价格提高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其大幅度的标准是:按国际粮食价格的三倍来确定,让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两倍。提价与两个“负的税收制度”同时实施,对于一个缺粮、缺地、人口多的大国来说,是必须的,也是解决农民低收入的根本办法,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千载难逢的机遇。抓不抓住机遇,是战略问题,怎么抓,是技术问题。
当粮食价格大幅度提高后,农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涨价,农产品价格高涨,农村劳动力自然而然地留在农村,不会大批流向城市。重要的是,农业产业盈利水平提高,也就一定会吸附社会相关资源流向农业产业。加上政府政策调控与引导,实行佃农公司制之后,从业人员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三农问题”就能开始破题,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最后,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奠定彻底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
“农村社会”与“佃农公司”并存管理,有利于政府的扶持政策分类指导。
目前,实行的农机补贴、家电补贴和贫困线下群众生活补贴,大量消耗国家财政资源,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农业产业的比较效益没有发生根本性度化。只有农产品价格提高了,比较效益上去了,农村人口就会安心农村、建设农村,把补贴的财政资金改用于补助农田水利建设、道路桥梁建设、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救助贫困,决不能变成补贴“懒人”的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只能是养老、养孤、养残、养呆傻、医疗等保障,其额度没必要与城市标准完全一样。
中国“低人权优势”暂时不能丢,也没有可能让9亿农村人口与城市知识型人口待遇一样。中国还不具备人人平等的高福利政策的条件。
农村劳动力该留的要留得住,该流出的让其自然流出去,只要农业产业得到加强,“三农问题”必然逐步得到解决。
 
三、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户籍制度,只能在提价后可能解决
在“剩余劳动力”与“农业产业现代化”之间作选择,站在政府立场上看,目前,保持小农生产模式,是最优选项,只对未来不利,对当局是有利的;站在产业发展角度,选择农业产业现代化是最优选项,对未来有利,对三农有利,但对当局眼前利益不一定有利;站在城市人口角度看,现在的这种模式,只要不出现饥荒,也是好的选择;站在农村角度看,农村没有可增加收入的产业,种田只能把肚子搞饱,用钱只能到城里打工;从整体看,原有城乡二元体制,成了铜墙铁壁,一定能保证中国城市现代化提前实现,但“非洲”的9亿农村人口,肯定不可能“小康”,全国的小康也就落空了。从社会进步,加强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来看,“三农问题”已经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因此,农业产业发展力——解决在前,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户籍制度——解决在后。
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化问题、户籍问题,必须在农产品提价之后,城市资源流向农村之时,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建立初具规模,才具备解决的基本条件和基础。
农村人口,要分四种类型:一是农村的老年人口,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因为他们近几年得到了国家补贴的好处,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不想挪窝。二是农村中年人中,有一小部分,在城里已经有自己的事业,认为国家应该给他们城市人口一样的待遇,想彻底离土离乡。三是那些只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中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想法差不多,自己不想离土离乡,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但希望国家长期保持对农村、农业、农民优惠政策不变。四是农村“80后”的青年人,则很少有不想离土离乡的,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农村生活、对贫穷的厌恶,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其中90后的青少年,绝大部分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离开农村的期待人口比重在80-90%。目前,一方面,农村有剩余的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不热衷于农村的人口存在。中国社会劳动力交换在所难免。
农产品提价并不一定能全部解决农村所有问题,政府在农村政策上应该更有作为。例如:农村金融问题、农业产业保险问题、农村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病虫害防治问题、土地集中问题、土地征用问题、农村用水与卫生问题、农村人口职业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农民工培训问题、农村组织建设问题等。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培育、引导。
 
“三农难题”的核心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的核心是产业发展力问题;“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产业的比较效益下降,提高农产品价格关键是提高粮食价格;提高粮食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彻底改变社会价格剪刀差,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农业产业;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力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开始,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最大难题的关键所在。其间,政府的帮扶作用巨大,财政资金要用在点子上,为农业产业服务、建立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人口生存环境、受教育条件等,都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培育、引导。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2009-1-4
                                                   
作者简介:柴福洪, , 19575--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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